俗谓“人是铁，饭是钢”；又云“民以食为天”。吃饭是人之头号大事。近期播映的电视剧《老农民》，大部情节说了农民为什么“吃不饱”这问题。一位大饭量老农哥，外号干脆叫“吃不饱”。吃不饱，就是“钢”没了，“天”塌了，日子还怎么过？

　　饭是地里长的。旧社会农民吃不饱，归罪于霸占土地的地主的剥削压迫。解放了，欢天喜地的农民“分田分地真忙”，有了自己的地。一段时间，农民可以吃得稍饱了。干部也向农民“保证”，今后管他们吃饱饭。但是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农民又吃不饱了，为什么？

　　现在看这问题，答案简单得很，当时却没几个干部能向农民解释清楚。农民心知肚明他们为什么吃不饱，然而他们一来没理论，说不明白，二来也不敢说。

　　城里人也很有一段时期吃不饱。邵燕祥在《一个戴灰帽子的人》一书中写道：“1960年，我在广播学院上课，从10点到12点，一般从11点起，站在讲台上腿就软了。”

　　邵燕祥还说：“我们当时竟以为，广大农村境况比城里人强得多，理由是他们不但有自留地，还可以利用宅旁园地侍弄些瓜菜……错了，完全错了……我们悠游在大饥荒的边缘，农民已经从饥饿线上被赶到死亡线上了。”他说那些饿死的农民，是“替城里人死的”。

　　农民苦啊，他们也最讲实际。尽管他们对这事不敢言，却不等于他们不敢干，因为不干，一家老小就得喝西北风。《老农民》形象地反映，农民们于是养猪，“借”来荒地耕种，做点小买卖，等等。但做这些事，不能光明正大，须像做贼一样偷着干。偷着干叫“反动”。事发了，猪被牵走，苗被铲掉，人被严惩。所以农民除了饿死，被逼投河上吊的事，也发生过。最不可思议的笑话是，农民终于被容许养猪了，却只能养公猪而不许养母猪。

　　邵燕祥在谈到导致“吃不饱”的错误时说：“错在哪里，今天已经不用多说。”是的，如今在吃腻了大鱼大肉的年轻人听来，上述宁可饿死人，也不许豢养母猪和铲掉垦荒地上种出的禾苗这类事，简直是天方夜谭。

　　然而不用多说，还得说，为的是不忘过去。咱们举例道来吧——不让养母猪，是怕母猪下崽，而猪崽子多了，就成资本主义了——这猪崽子的复辟能量，真是何其大也！

　　这令我想起1919年中国舆论界的一次大争论。胡适写了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李大钊以《再论问题与主义》回应，不完全同意胡适观点，但仍说自己“有的意见和先生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异”。客观地看，胡李二人只是论述的切入点不同，而在“解决问题”这点上，最终达成共识。

　　是呀，谈“主义”也好，讨论“问题”也罢，不都为着“解决问题”吗？不解决问题，则一切美谈，不但无益，反而蛊惑人心，贻害无穷。

　　胡适说：“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他只是强调必须“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这一“少”一“多”，奥妙何在？

　　因为，“空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而“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比如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定论。但是如何走，确如胡适说，要真切“研究问题”，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又没有成例可援”。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把乌托邦当作社会主义，吃大锅饭，左挡右堵农民勤劳致富，以错为正，哪能解决“吃不饱”的问题呢？（作者系《法制日报》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