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函求情，无论台面上的理由多么冠冕堂皇，都是对公正司法的无视，对权力运行规矩的破坏

　　陕西中陕核工业集团公司发公函为受贿员工求情，法院将公函归入案卷。这张落款为2014年9月12日的公函，近日被曝光后，引发舆论关注。

　　有媒体盘点近年来的公函求情案例，发现这种情况并不少见。纵观这些“求情”公函，求的都是轻判，理由五花八门。有认为个人能力强、素质高的，比如湖南株洲市房管局称该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为“佼佼者”，麻阳县文化局则称贪腐官员“正值有为之年”；有强调维护社会稳定的，比如太原晋源区政府两次为被告发公函称“被告家属多次上访，为维护社会稳定”，要求法院“慎重量刑”；有担心影响当地发展的，比如湖南双峰县称李定胜是多家企业的董事长，如果不放人，会影响企业发展。

　　以行政权力对某个审判案件释放关注、关心，不排除确有为大局着想、为社会稳定考虑、为回应舆论关注和群众反映的初衷，但这种干预司法活动的做法，为依法治国要求所不容许。更何况，“公函求情”“领导招呼”案例背后，往往藏着私心，牵扯腐败。或是护犊情深，或是“照顾关系”，更或者，与案件当事人有扯不清的瓜葛，而试图用权力“保租护租”。这就难怪，老百姓每每一听案件中有“求情”“招呼”，就极易“负面联想”，甚至激起民愤。从这个角度看，无论“公函”的来头有多大、台面上的理由多么冠冕堂皇，都是对公正司法的无视、对权力运行规矩的破坏。

　　如此轻易地搬出“组织”来充当挡箭牌，从一个侧面说明，要么是这个“组织”缺乏法治思维，要么是单位或部门“一言堂”“家长制”的歪风较浓，不讲规矩、不守纪律的邪气较重。

　　这些年，在一些地方，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依然存在。领导的批示、条子、电话、“招呼”，有的简单粗暴，有的含蓄婉转，让法官感到压力和纠结。个别司法部门屈服于长官意志，没有守住审判独立和法律公正的底线，助长了权力的任性。以至于有人讽刺，某某地方法院，还不如改叫做某某地方的法院。

　　从国家层面看，根治权力“多动症”的手术已经开始。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今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更明确指示各级党委，要带头依法办事，支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法律重在约束权力”“决不能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决不能公器私用、谋取私利”，中央的要求，也是清晰的信号。而广东、辽宁试点的防止地方干预的巡回法庭，“开业”在即……这些都意味着，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有了刚性条款，司法人员的抗压能力有了实质保障。

　　“治国凭圭臬，安邦靠准绳。”目前，各项司法体制改革正在提速。驱散权力干扰的雾霾，树立全民法治信仰，随着法治中国建设的推进，人民群众从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梦想，并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