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繁荣的现代化国家不仅要有能够维护公民自由权利、有效防止权力滥用的政治制度，还应该有理性、节制、审慎的公民，二者缺一不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字概念，从国家、社会、公民3个层面对这一判断作了最好注解。“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立足于国家制度层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则从社会层面，提出了全社会所积极追求的价值理想，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从公民个体层面提出了激励人们致力于国家建设和治理的精神动力。

　　如果把公共生活比作公民活动的舞台，那么在这个舞台上公民角色的扮演需要呈现两张面孔：一张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享有；另一张则是公民责任的承担。然而，不管是在实际的政治生活实践中，还是关于公民道德观念的研究中，在权利本位的公民道德观念大行其道，公民角色普遍表现出来的是权利诉求的热衷和责任意识的淡漠。从观念上来说，权利本位的公民道德观念是西方近代以来以权利为核心的公民概念的产物，“权利公民”一度因为与西方社会发展的同构性，为西方社会创造了丰富的政治文明，但同时也引发了现代生活的种种危机，这被西方学者查尔斯·泰勒概括性地称之为“现代性之隐忧”。其在公共生活中的重要表现就是“公共生活的衰落”，即公民意识和奉献精神的衰退、公民参与和社会合作的减少、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的丧失、公民社会作用的削弱以及公共道德的侵蚀等等。与之相伴随的则是政治冷漠，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滋长、蔓延以及精神空虚和宗教影响力的下降。

　　西方社会所经历的这种公共生活的危机，在中国社会也初见端倪，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运行，物质主义、功利主义道德虚无等观念在我国也颇为流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益精神被抛到脑后。早有“小悦悦事件”，后有跌倒老人没人扶现象，此种事件未必是普遍现象，但却有一定代表性。如果从观念上来分析，此种现象与西方社会生活的种种危机一样，其背后隐含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公民义务以及公民责任观念的缺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适时提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定了基本的价值取向，有利于避免和走出西方社会经历的种种社会危机，也有利于凝聚全社会的精神力量和价值认同，更有利于公民责任、以及公民道德等价值观念的回归。西方社会在经历了以权利为中心的公民观所引起的诸多社会问题之后，出现了从强调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公民观向强调社会责任与义务的公民观的转变，被称为“共和主义的复兴”和“公民美德传统的回归”。与此相类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也可看做是我国积极探索一种不同于西方“权利公民”的完整的公民道德观念的努力和实践，从这个层面来说，强调公民责任与义务不仅是现代社会公民道德观念的重要转变，也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探索和实践。

　　当然，强调公民的责任与义务，并不意味着忽视公民权利的保护，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以及《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都旨在维护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也是开启我国公民权利保护新时代的重要标志。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一个国家的存续，不仅需要政治权利的消费，而且需要政治义务的生产。” 有自由存在的地方就有责任，同样，有权利存在的地方就有义务，并不是自由在先或权利在先，它们是辩证统一的一对概念。因此，强调公民权利的保护与强调公民责任的履行并不冲突，相反，它们相辅相成。实际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包含了公民权利的诉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就是反映公民权利的价值诉求，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则是对公民提出的责任层面的要求。

　　从公民责任的履行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一是加强公民责任、义务意识的培养。一种价值观要真正成为全社会都认同的精神追求，需要有一个内化过程，只有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初步认识和理解转化为每个人从思想和感情上的自觉接受，才能够成为指导每个人行动的价值导向，也才能够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于公民个体层面的责任要求，如果不转化为公民的自觉意识，就会变成停留在口头上的形式主义，或者个体行动前的功利考虑。因此，有必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爱国主义教育、公民道德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等多种方式结合起来，将公民责任意识的培养贯穿始终。

　　二是从多个途径构建践行核心价值观的责任机制。公民责任的履行是一个涉及多方的过程，例如家庭、学校、工作单位、生活社区等等，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全方位的责任机制，使得每个公民不管身处何种环境，都能保证有正确价值观的引导，例如在家庭层面对传统美德的重视、在学校层面对爱国主义教育以及思想政治品德教育的重视，以及在单位层面对职业道德的重视，在社区层面对公民参与、公益精神的重视等等，在全社会的各个领域树立起良好的责任规范和引导，从而使公民责任的履行逐渐由间断的、偶然的转变为连续的、自然的习惯和行为。（作者系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