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社会，对于怎样做人都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比如善良、真诚、宽容、悲天悯人；同时，人所从事的职业又是五花八门，社会对不同的职业也会有不同的要求，每个职业人又必须得完成岗位所要求做的工作。但有时，作为一个人的自然身份和职业身份，又会发生冲突。歌手姚贝娜去世后，一篇微信上广泛流传的文章《记者们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着她的死亡》引发了有关职业伦理的大讨论，此文中，记者被喻为“贪婪的秃鹫”，“虎视眈眈地盯着你，我，他，所有人”。随即又有几篇以从业者角度提出不同看法的长文相继发出，一位署名为 “GOOD说的特稿记者”撰文《姚贝娜生前医院的那个医生淼哥：我就是你嘴里的那种 “秃鹫记者”》，“我也曾跟采访对象一起流泪……读者只能看到记者冷若冰霜的一面，因为职业要求我们客观，不受外界干扰，不受情绪左右。”与此同时，记者陈博的撰文《每人都有15分钟站上道德高地骂记者》也被广泛转发，“能时刻扮演好公众形象和写稿大牛，这是记者的本职，无关情怀。”

　　其实，不光记者这个职业存在这样的困境，每种职业都面临类似的状况。一个医生在面对病人不治的时候，他的心里必然是无比失落的，然而职业要求他不能像家属那样嚎啕大哭，他必须平静地通知家属准备后事，或许他的内心也想痛哭一场，为医学的未知领域尚未被攻克，为自己的医术不够精湛，但是此刻他甚至连哭的时间都没有，因为下一个病人还在等着他。但是，如果此刻他没有给予家属更多安慰话语，没有表现出足够多的同情，那么他就有可能被称为 “冷血”。警察也一样，可能他在生活中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但是当他在自己的工作状态的时候，或许会需要使用“暴力”……

　　毋庸置疑，每个人的身上都会有自己职业的烙印，“三句话不离本行”等古语也印证了这样的事实。说的好听点就是职业精神，说的难听就是“职业病”。这样的特征其实就是人们在社会互动中的一种塑造——来自自我、他人和社会的重塑。这样的重塑，使有的人变得“面目全非”，有的成为“双面人”。

　　人性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人性的形成往往与当时社会认同的倾向相适应。事实上，就人类个体而言，他从出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与社会融合的过程，随着与社会互动的深入，也就是个体的本能色彩逐渐退化和社会性逐渐强化的过程，也就是人性不断从自我走向他我的过程。正如墨子所说，人性如素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

　　有时，当职业规则与人性规则发生极其严重的错位时，人的自我会让位于他我，即被自己的职业要求淹没了自我。比如，历史记载的曾国藩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遇事喜欢替他人着想，待人宽厚，知恩图报，然而，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杀人就像剃头发那么随便，当时湖南的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曾剃头”。浙江绍兴山阴县令李钟岳极为敬重革命者秋瑾的人品和学问，在上级的压力下同意处死秋瑾，离职后李钟岳每天反复念叼“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对秋瑾之死深感内疚，最后乘家人不备自杀身亡。曾国藩和李钟岳的例子说明，社会性促使人们追求他人尤其是自己的职业上司的认同，但有时自己也会忍受痛苦。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即不如亚里士多德说天然是一种政治的动物，无论如何也是一种社会的动物”，福山也指出，“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追求他人认同的欲望一直都是人类行为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然而，追求他人认同的模式却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和必要的，有时甚至是让人感觉悲哀的。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使职业要求得到人们更多的重视和强化，人们总是会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为了工作”。但是，请记住，人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不能消磨掉人性的光辉。比如“房地产商人身体里也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搞保险的也不能专门骗亲朋好友”“玩摇滚搞绘画的不能以艺术的名义淫乱”“学影视表演的也不能一会结婚一会离婚还死不认账”，再比如“警察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制止犯罪即可，而没有必要致人死地”“记者可以报道明星之死，但是化妆成医生偷拍就有点过分”等等。

　　德国统一之后，曾经守护柏林墙、向翻墙民众开枪的士兵受到审判。有一个士兵辩解说，他是被迫执行上级命令。法官说，“请问，在面对那些手无寸铁的越境者的时候，您为什么枪口不抬高一寸？”不管人如何社会化，职业要求不能凌驾于人性之上。如果用职业性来替换基本的人性，是错误的也是失败的。让我们来记住诗人荷尔德林这句话：“只要善良、纯真与人性同在，人就会不断的用神性，度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