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问题的认识似是而非，那么——

　　中国经济发展中长期有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就是一例。

　　农民是因为城里有工可打才来，他们是进城创造财富的。农民并不需要政府“安排”进城，是城里就业机会吸引农民。农民也会自行创造就业机会，我家楼下超市就是丽水农民开的。如果城里长期无工可打，农民就会回家，毕竟还有几亩耕地。如果农民赖在城里不走，一定是经济社会陷入重大困境，这就决非城市化所能解决。农民在城里打工时间长了，势必市民化。这些也是城市化的两大要义，即城市产业发展和城市居民增加。

　　然而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下的城乡二元体制，农民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大大低于市民。城市政府对那些长期进城打工的农民，并不愿意承担其教育卫生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所以这些农民即使长居城里，也还是没有实现所谓的市民化，尽管相当多的农民不仅回不了乡，且已与城里人毫无二致。

　　因此，所谓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问题，既是如何让长期在城里的农民享受城市政府公共服务，也是基于如何“安排”农民进城并享受政府公共服务考虑提出来的。前者或许还有些道理，不过就事论事研究解决不了多少问题，后者是对城市化的曲解。一些研究机构为此很认真地做了大量研究，如一个权威机构估计，一个农民工成为市民，需政府增加支出约8万元左右。有些学者甚至把农民工在城里的生活费用也作为市民化成本提出来。

　　深入而言，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实际是劳动力大量过剩时期的阶段性问题。因为在此情形下，城市政府能以大大低于户籍居民的公共服务费用，取得大批进城劳动力。

　　让我们设想一下，当劳动力求大于供时会有何种情形。在这一情况下，如果城市政府仍不提供公共服务，则这一城市的劳动力将短缺，企业和居民将怨声载道，城市运行将受影响。由于通常情况下城市政府并不愿因劳动力短缺而受影响，因此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向农民工提供和增加公共服务，这就将形成公共服务提供与劳动力供给之间的均衡。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问题。

　　市民化与城市化、工业化是密切相关的，说到底是工业化造就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关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市民化成本，内生地由工业化收益提供。城市政府向企业收税，又以公共服务方式支付给全体市民。只要工业化是有效率的，就不存在缺钱问题；只要政府运行是正常的，就不存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问题。如果还是缺钱，那决不是费用问题，而是城市政府的良心和体制问题。

　　所以关于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仅是特定时期的特定问题。在当前劳动力总量逐年减少的情况下，城市政府将逐渐不得不增强公共服务以吸引农民工，若干年后，所谓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问题将自然消解。

　　进一步看，如果工业化缺少相应水平，并且是低效率的，将确是钱的问题。在这一情况下，即使政府有很强的分配意愿，但缺钱什么也做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分担机制很合理很科学，仍解决不了问题。（作者为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

　　阅读延伸：“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是伪命题

　　所谓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实则是市场化不充分下的伪命题。市场化主导的工业化将内生地承担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并不需由谁来分担。当下仅就进城打工农民长期无法在城里体面生存发展这一事实本身，即已对一些城市政府形成若干压力。或许过不了多长时间，随着劳动力短缺加剧，至少沿海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就将竞相出台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相关政策。一些城市政府拍农民工马屁那一天迟早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