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进程中，孝道文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历史源远流长的文化形态之一。传统孝道是关于“孝”的伦理道德观念、规范及“孝”的行为方式的总称。最早在周朝初期，中国文化中便有了“孝”的基本概念，而后融入到了传统宗教伦理和社会价值体系中来，春秋战国时期的《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也将孝道文化引入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轨道上来。在中国文化长达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孝道文化引领中国社会尤其是在农村形成了尊老、养老、敬老、爱老的家庭养老模式，这一点对于中国农村社会长期以来的稳定与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改革进程的深入发展，中国农村在社会结构、人口结构、经济体制和机制观念等多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发展与变化，这就使得农村传统的养老模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传统家庭养老功能也在不断减弱，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养老保障机制。

　　“百善孝为先”，传统孝道文化是中国文化形态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形态，其先后囊括了尊敬、关爱、赡养老人，为父母长辈养老送终等多个范畴，这也是传统农村养老体制的基础所在。其中，孝道文化中的“赡养父母”是道德义务，孝道的基础：“尊敬师长”是社会伦理道德，这是孝道文化的伦理标杆；而“养老送终”则是孝道文化与养老体系的行为规范。可见，从孝道文化的角度而言，养老、敬老、送老已然是孝道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是道德、伦理和行为的综合体，也是维系父母子女、社会人伦的基本原则。当孝道文化反映到养老机制上的时候，也便出现了《孝经》中所说的那样：“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此时，孝道文化的思想体系则会反映到现实社会中的供养关系、经济行为、赡养制度和养老保障等具体的事物上面，更为直接的体现便是：直系亲属的情感精神与物质奉献、养老费用的支取、家庭养老资源的提供以及各方面的自由与自主。然而，在现代农村社会结构中，由于多重客观因素的影响，出现了家庭规模缩小、家庭养老功能削弱，人口流动迁移加快、家庭结构不稳定，老年人口不断增加、养老负担增加等一系列问题，这就使得孝道文化影响下的养老机制面临着极大的挑战，甚至其功能也被弱化与消解。也正是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之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传统孝道文化影响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机制：

　　首先，充分发挥出孝道文化的重要作用，将其融入农村新型社会化养老保障制度中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羊羔跪乳，乌鸦反哺”的孝道文化精神经历了长期的传播，已经深入到了人类发展精髓中来，更使得“养儿防老”成为传统养老保障的基础，这就使得子女成为养老的心理寄托和精神支柱。在目前农村现代养老保障机制建设过程中，需要首先引领老年人在经济、物质和心理上呈现出独立的基本意识，这一点也是“老有所养”文化的一种延伸与发展。从老年人经济与物质上的独立而言，需要为老年人创立专属性的养老金融模块，在金融储蓄、土地流转、土地资源分配、养老保险等多个方面获得一定的物质和经济来源，能够支撑日常生活。从心理而言，要逐渐提升农村老年人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观念，进而使其获得更为广泛的兴趣爱好，寻找到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为自己的生活寻找到一种新的寄托。此外，在新型社会化养老保障机制建设中，传统孝道文化资源是一个可以利用的重要切入点，各级政府部门可以以农村社区作为平台，全面搜集各种孝文化资源，使之服务于农村养老实践。

　　其次，可以以均衡发展作为基础，建立和完善农村现代养老保障制度。针对目前农村养老保障机制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应当采取循序渐进、多元并举的方式来建立完善这一体系。一方面，正如《礼记》所指出的那样：“孝有三：大尊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意思是说，“奉养”是小孝，“敬养”才是大孝。这就是说，在目前的保障机制建设过程中，挖掘孝文化资源，加强舆论宣传、法制建设，形成有特色的孝文化资源，进而实现“敬养”的本质。另一方面，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之下，农村现代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依然存在着家庭养老的重要模式，这就需要继续实行家庭为主、社会为辅的养老制度，将家庭奉养、养老保险等方式有机结合起来。

　　最后，营造孝道文化氛围，鼓励“精神赡养”，充分满足老人的情感心理需求。目前，老年人对于养老的需求不仅表现在物质与经济之上，而精神方面的关怀显得至为关键，甚至于很多人多期待“直接的精神赡养”。孔子在《论语》中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有能养；不敬，何以别乎？”在他看来，敬养父母最难的是“以色养亲”，即保持父母精神上的愉悦。因此，他在回答子游问孝时说道：“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可见，养老需求也涵盖了更高级的需求——“以色事亲”，这也是孝道伦理的基础性要素，只有建立在衷心敬爱血缘情感上的养亲，才是孝道文化的根基所在。也只有充分理解、认识和实践了这一原则，才能解决了农村的“空巢老人”“久病床前无孝子”的悲剧。（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济宁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