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猎，又称狩猎，四面合围而猎的意思。如今“围猎”一词迅速蹿红，在反腐大背景下，这个词被赋予新的含义。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机关要进一步加大打击行贿犯罪力度，突出重点、集中力量重点打击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个人行贿和单位行贿犯罪。特别是要严厉惩处主动行贿、多次行贿、行贿数额巨大、长期“围猎”干部的行贿犯罪。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行贿者们的危害不亚于贪官，腐败的背后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相对于被动行贿来说，他们围猎的目标特定，目的明确，主动性更强。最高检这一‘拳’打到了要害。”

    为突破口供赦免行贿人庄德水指出，司法实践中，重受贿轻行贿的现象长期存在，受贿者受到严惩，行贿者却被“赦免”。一个贪官倒下了，行贿者们又转而寻找新的“围猎”目标，长此以往，不利于推进反腐败工作。

    最高检一直高度关注重受贿轻行贿问题。2014年，最高检多次召开会议强调，要将行贿犯罪查办纳入办案重点，扭转此前长期存在的重受贿轻行贿局面。

    记者从最高检获悉，2014年，全国检察机关针对不法分子为牟取不正当利益行贿腐蚀干部问题，部署打击行贿犯罪专项行动，查办行贿犯罪7827人，同比上升37.9%.今年1月至3月，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行贿犯罪1891人，同比上升6.1%.即便如此，与受贿相比，行贿入刑的人仍比较少。长期以来，办案机关为顺利破案“善待”甚至“赦免”行贿人，以打破贿赂双方联盟，获取线索和稳定证据，客观上造成轻行贿现象。

    从事刑事辩护工作多年的律师赵运恒告诉记者，目前的侦查水平制约了对行贿的打击，主要体现在几十年不变主要依靠口供的办案模式上。多数贿赂案件破案时依靠作思想工作突破口供，但言词证据的最大特点就是善变，导致不得不依赖于行贿人的态度稳定，不得不以对行贿人网开一面作为交换条件。

    庄德水认为，这样的做法短时间看可能抓出一批贪官，但长久看来是不利的。反腐与反贪官不能划等号，不是抓的贪官越多、级别越高，成绩就越大。行贿受贿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宽容行贿是对贪腐行为的纵容。应该充分利用技术性侦查措施，通过大数据等手段改变过去主要依靠口供的办案模式，提高收集和固化客观证据的水平。

    同等重视行贿和受贿，加强打击，可以遏制权力“买方”，铲除腐败土壤。同时，有利于减少因依赖行贿人口供所形成的错案，有利于司法公正。

    赵运恒认为，加大打击行贿犯罪力度，对震慑主动行贿、遏制拉拢腐蚀干部现象具有重大意义，“权力买方少了，卖方市场就小了，慢慢可以形成对权力资源不敢买、也不敢卖的良好氛围”。

    谋取不正当利益遭诟病行贿无疑是一种犯罪行为，但由于受贿方手握国家权力，属于强势者，不少人觉得行贿是被迫的，甚至是潜规则。这为行贿犯罪轻刑化提供了社会基础。

    多位专家表示，风险小，利润大，助长了行贿犯罪的滋生。真正转变当前轻行贿的现状，仍需修改顶层法律。

    我国法律规定，行贿罪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为。司法实践中，由于难以认定行贿人是否“谋取了不正当利益”，对行贿人难以定罪处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告诉记者，立法之初之所以将“谋取不正当利益”规定为构成行贿罪的必要条件，是为把一些不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而给予财物的行为排除在行贿罪之外。比如一个人依据正常条件分了房子，而后给领导送钱表示“感谢”。

    司法实践中，要证实一个人犯行贿罪，不仅要证实其有行贿行为的事实，还要证实其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这也导致一些人因此脱罪。任建明提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构成要件应当予以取消，加大对行贿罪的打击，但在实际处理中，也应视一些贿赂案件的实际情况具体判定。”

    庄德水也认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构成要件有些不合时宜。他说：“以前考虑到很多人是被迫行贿，圈定了‘谋取不正当利益’，从这些年发生的案例看，很多行贿者其实是主动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

    我国刑法对行贿犯罪设置了从宽处罚条款，即检察机关对行贿人刑事立案前，行贿人“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也就是说行贿人虽未投案自首，却享受到比投案自首更大的宽宥空间。

    赵运恒建议，对行贿罪的处罚恢复正常尺度，取消其独特的“准自首”赦免制度，在量刑情节上将行贿与其他犯罪同等对待，避免“赦免权”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