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来自美国华文媒体的报道称，一名来自上海的中国游客持10年有效美国签证入境旅游，在洛杉矶过境时被美海关官员以在欧洲旅游时留下“不文明游客”记录为由，当场将其10年入美签证作废，并直接遣返中国。这不大不小的事件迅速在中美双方舆论中衍生为一个热议的话题，当然其主题无非又是对中国人在海外旅游时如何不文明、不检点、不守规矩等等的集中吐槽。但是后来又有报道称，此中国游客被取消10年签证，并非源于此前留下的“不文明游客”记录，而是与其之前多次在美停留记录被疑与观光签证目的不符有关。

　　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其实已经不重要。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中国游客在国际上的“坏名声”似乎已经铸成，被污名化的不仅是中国游客，而是全体中国人，因为“中国”是我们共同的标签。

　　近年来，中国游客在境外种种不文明行为经常成为各国媒体报道、评点的话题。如果因为个别中国游客在境外的一些不文明行为而得出中国人的整体素质如何低下的结论，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外国在华游客不文明行为也并不鲜见。中国的问题在于人口太多，即使中外各国发生不文明现象的比例基本相同，乘以中国巨量的人口数，其绝对数量当然很可观。而人们观察一个群体、民族的整体表现是不会去研究某种现象的比例有多大，而是只看具体的现象和事实。

　　对于国人自身而言，仅仅说有不文明行为的只是个别人、少数人，大多数人是文明的、有教养的，这种“比例论”是典型的阿Q心理，了无意义。中国人的国民素质如何，经常是不待外人评价，即使中国人自己也表现出某种鄙夷和不屑。每当中国游客在境外的不雅举动曝光后，中国媒体往往比国外媒体给予更激烈的鞭挞和斥责。但是奇怪的是，中国人在境外的表现其实是境内行为的延续，在境内，类似不文明现象比比皆是，我们却见怪不怪，只是等到这些现象发生在境外，招来境外媒体的批评时，我们才给予同声斥责。我们所斥责的，究竟是中国游客的不文明，还是觉得他们丢了中国人的“脸”？

　　对于国人的国民性，一百多年前很多政治家、知识分子就给予了一针见血的揭示和分析：自私、缺乏同情心、缺乏公共精神、胆怯、顺从、圆滑世故、实用主义、精于算计、虚荣、爱面子，等等。中国人的国民性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其原因涉及复杂的政治学、经济学及社会学分析。不过，人们更关心的问题是，自清末以来一百多年间，中国已经历了风云激荡、翻天覆地的变化，今日的中国与昔日破败的中国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的国民性究竟是否前进了？前进了多少？从理论上说，经济的成长必然带动精神和文化的提升，从实践层面看，今日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的确焕然一新，诸如追求自由、独立、秩序、法治、理性、创新，关心公共福利、富于献身精神等。但是从中国人的日常行为表现看，又有种种令人遗憾之处，中国游客在境外的种种不文明举止只不过是因不同文明的比较和落差而显得更加突出而已。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发表《新民说》，犹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2013年1月，媒体和学者曾举办过“新民，一个未竟的使命”的主题文化沙龙，重申了梁先生当年提出的命题。学者们认为，当今中国很多问题和困局，并不在于国政之松弛、制度之不效，而在于民之未“新”———“新民”，仍然是一个未竟的使命。（作者系国家检察官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