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结论

　　●与2010年相比，2014年人们的社会总体信任水平从负性判断回归到一般信任，选择非常不信任的人群，比2010年调查减少了1.2个百分点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信息化步伐的不断加快，民众接触新知识、新理念的机会加大，加之社会已经差异化，原本属于马斯洛理论中更高层级的需求已经普遍化

　　●具有相同群体特征的人们要表达他们的诉求、保护或争取他们的利益时会越来越多采取群体形式

　　●情绪具有动力特性，也称为“情绪能量”，社会负向情绪的积累可能对社会产生破坏性影响

　　●社会价值观多元一定意义上源于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活环境下人们不同利益、不同需求、不同的知识体系、不同信息接触和周围社会环境的影响

　　社会心态是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社会中多数成员表现出的普遍的、一致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并成为影响每个个体成员行为的模板。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社会心态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表现出相当的动态性，又因为全球化大背景下中西文化的交汇和冲撞而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当前，我国社会心态发生了重要变化，以下几方面应该引起关注和重视。

　　多层次、高标准的民众需求挑战民生工作

　　近年来，国内许多省市纷纷提出打造“幸福××”的口号，各级政府编制了一系列的政绩考核指标，出现了许多幸福指数、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体系通常把百姓生活满意度作为一项重要的考核内容。这产生了重要积极效应。但是，仅仅政府民生工程的推进，很难有效提升民众的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

　　如果按照心理学中经典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看，人的需求是不断提高的，从生理需求满足，安全需求满足，爱与归属等社会性需求满足，尊重需求的满足，一直到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这是一个不断得到满足，不断提出新的需求的过程。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多数民众的生理需求已经基本或部分得到满足，但满足了温饱问题的民众对生理需求的标准提高了，洁净的空气、无污染的水、舒适的住房条件、良好的医疗条件、宜居的自然环境等，成为新的需求，同时，安全的食品、安全便捷的交通、安全的生产环境、有效的灾害防范等这些安全需求与生理需求同时出现，每一项都不容忽视。从近年来的调查看，安全需求成为民众反应最激烈的需求，同样，人们的安全需求也需要更高标准地给予满足。安全感调查中，人身、财产安全已经成为安全的基本保障，食品安全成为最受关注的内容，如这些年来，社会性的食品安全焦虑、环境污染焦虑成为全社会普遍的情绪，同时，民众对于隐私安全、环境安全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可以看到，近年来发生的许多群体性事件都是因环境污染或担心环境被污染而引发的。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信息化步伐的不断加快，民众接触新知识、新理念的机会加大，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增强。加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社会已经差异化，不同群体的需求也呈现差别化，尊重与认同需求、个人发展需求已经成为新的必须给予满足的需求，这些原本属于马斯洛理论中更高层级的需求已经普遍化，虽然可能在程度上会有不同表现，但这些更高层级的需求与那些提高了标准的低阶需求会同时出现，如果不能很好地满足，矛盾就会不断爆发。多层次、更高标准的社会性需求将给未来政府的民生工作提出新的挑战。

　　社会总体信任水平从负性判断回归到一般信任；社会不信任现象仍存在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与2010年相比，2014年人们的社会总体信任水平从负性判断回归到一般信任，选择非常不信任的人群，比2010年调查减少了1.2个百分点。从整体上看，民众对5大类机构的信任水平全面上升，商业行业的信任水平虽然最低，但信任度的增幅是最大的，人们对公共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媒体的信任水平也有所提高，对政府部门的信任维持高度稳定。虽然2014年我国总体信任水平有所提升，但当前一些社会信任问题仍需要关注。

　　人际不信任的影响面广。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不需要小心提防，但如果这个人是陌生人，信任的比例更少到只有2到3成。对多数人的不信任使得每个人都生活在谨慎和不安的相互提防中，要防止这种相互的不信任固化为我们的社会性格，以至形成一种不信任文化。

　　群体间的不信任可能固化。表现为医患之间、民商之间等许多主要社会关系之间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在2011年的社会信任调查中，我们发现民众对政府机构、政法机关的信任度不高，对广告业、房地产、食品制造、药品制造、旅游和餐饮等行业的信任度低。根据对发生的舆情事件的分析，地方政府的粗暴强征、强拆成为排在网络第一位的维权事件，涉警涉法事件紧随其后。不同社会关系下的信任也扩展到跨越这些关系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不信任，特别是贫富之间的不信任。

　　社会的内耗和冲突加大。社会不信任已经成为许多社会性事件发生的培养基。如某些基层公共权力机构因担心信息公开会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为了掩饰工作中的失误和错误而不惜以公权力的失信为代价，编造事实，导致民众对其信任降低。其结果是，社会的不信任导致社会冲突增加，社会冲突处理不当又强化了社会的不信任，社会信任进一步陷入困境中。

　　底层认同成为影响其社会心态和行为的关键因素

　　每个人都很在意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在意自己属于哪一个阶层，每个人都有向上流动的愿望。虽然随着社会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个人生活水平都有所提高，但每个人属于哪个阶层却并非仅仅是一个统计学上归类，更重要的是人们对阶层的自我认同以及自我感觉到的在社会中的位置。近年来，我们发现社会存在比较普遍的底层认同、弱势群体认同现象，也就是阶层认同向下层移动，这其中包括一些按照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应该归属于更高阶层的人。

　　对不同阶层认同居民的社会心态特点对比发现，底层认同成为影响其社会心态和行为的关键因素。自认为底层的民众不安全感、不公平感更高，社会信任程度更低，感到获得的社会支持也更低。而这一较高比例的底层认同和弱势认同群体极易参与到群体性冲突事件中。

　　相同利益、身份、价值观念的群体也不断分化出来

　　改革开放以来广受关注的问题是阶层的分化。但由于中间阶层薄弱以及本属中层的群体倾向于更低阶层的自我认同，中国的社会阶层表现出异常庞大的底层。而共同的底层认同使得网络或民间总是出现一边倒的声音或一边倒的行为。社会心理学把群体决策更容易冒险激进称为群体极化，而这种底层认同也导致群体心理和行为的极端化。

　　近年来，在这种占主导的群体极端化下，又开始分化为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大多是由利益凝聚的，多数是短暂的、松散的、无组织的，无目标或有暂时目标的群体。从近几年一些影响比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可以看出，这种共同利益聚合的群体又分为累积型和事件诱发型两种形式，累积型聚合利益群体如某地村民为了土地的抗争聚合在一起。这些利益受损的群体为了他们的利益，通过松散程度不同的组织，希望达成他们暂时的目标。事件诱发型聚合利益群体如某事故受难家属，一些恶性案件、城管商贩冲突事件等引发的既无组织也无目标的群体性事件行为群体以及一些环境事件所导致的松散但有明确目标的群体。

　　虽然这些事件体现为群体行动，但不属于群体冲突，而是群体向政府管理者诉求的表达。群体冲突是在两个群体之间发生的，冲突的引发是因为利益、观念态度、身份认同等引起的。如，某工厂一线工人与保安人员之间的暴力冲突，等等。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分化，相同利益、身份、价值观念的群体也会不断分化出来，这些具有相同群体特征的人们要表达他们的诉求、保护或争取他们的利益时就可能采取群体形式，群体之间的摩擦、冲突也会相应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