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华大学材料学院院长朱美芳教授，最近算了一笔“账”：经过梳理，全院这3年申请或授权725项专利，涉及90名教师，他们半数都在产业一线，与企业开展合作，他们都有创业致富的机会，但真正致富的却不多。

　　朱美芳同时跟踪了近年来学院毕业生创业的上市案例，成为亿万富翁的大学生有好几个，其中在上海就有一家学生创办的新材料公司已经上市。“老师们没有富起来，学生们富起来了。”朱美芳笑言。

　　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出台“22条”意见，为科研人员“科创致富”带来重大利好。可朱美芳说，虽然是近水楼台，但老师们创业致富的步伐没有学生快。步伐不快，恐怕也和“赛先生”的烦恼有关。

　　院长所长的烦恼：

　　国资流失谁来担责？

　　“下放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的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允许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归属研发团队所得比例不低于70％”，“试点实施支持个人将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入股和转让的政策”……科创中心22条意见在放权搞活方面力度不可谓不大。朱美芳及其材料学院也不是没做过尝试，以前学院有好几家公司，但后来有一段时间，政策上说院校不能办公司，因为产权不清晰，所以全部关掉了。

　　科技成果究竟如何成功转化，实现从“钱”变“纸”，再从“纸”变“钱”？“三权下放”给了高校院所极大的自主权，然而朱美芳院长乃至更多分管校长、所长也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如此重任在肩。最大的烦恼就在于知识产权如何“作价”？会不会又在产权问题上犯错误？

　　碰上这个问题的还有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计生所研发了生殖系统抗肿瘤良药，成果转让时必须接受评估。财政上规定超过10万元以上的技术评估服务，就要“货比三家”。所长李元春说，像这样比较高端的分子药物专利，整个上海就一家能做评估，于是只能叫上两家来“陪标”。“‘陪标’的公司说我们不懂，但我说程序规定必须要。”于是，李元春召开办公会议，进行集体讨论，请一家创业中心给他们做一个佐证。“最后决定，就选一家做，就担这个责任了。”

　　但李元春坦言压力很大。药物研发，从申请专利到动物实验再到临床试验，直至获批生产上市，路非常之远。　下转◆6版　　（上接第1版）“不转化，虽然一分钱没有，但法人也不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最终，李元春他们转让了700万元，而且是一次性转让。

　　然而，这位所长也听到另一种声音：这个药做成功之后可不止700万元，而是几个亿，估计全世界有200亿元市场——“你怎么700万元就卖掉了？”他坦承自己也担心被“秋后算账”，希望“22条”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多重保障。事实上，这还只是转化成功增值的案例，万一转化失败、造成损失，又是另一种责任认定。

　　科学家的烦恼：

　　做产业是“浪费时间”？

　　“22条”鼓励科研人员凭借自己科技成果创业，停薪留职、三年返岗，或自立门户、自由下海，都是可选的路径。但眼下，真正走出高校院所、创办自家企业的科学家还为数不多。

　　在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今年“三权试点”改革以来的半年多时间内，已有11个项目实现成果转化或专利转让，另有5个项目正在履行转化程序。上海药物所副所长李佳研究员直言，他本人目前正在研究的项目就有七八个，其中一些可能很快就能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如果在美国，大概早已开了多家公司了。”他说，因为在美国只要出现一个不错的新药项目，就会有投资上门来找你，而“所有的一切不用你想太多，你只需要把科学上的事做好就行”。

　　不过，当前国内科学家在转化之路上大多是亲力亲为，而且烦恼颇多。上海大学新型显示技术及应用集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建华以身说法，认为眼下做成果转化真的“太烦”，成果做得好不算，谈判过程、最终责任还得靠在教授身上。从事有机发光显示OLED研发的张建华，在转化中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在校内，与财务处、科技园区甚至设备处打交道；在校外，一旦创立公司，“我们咨询过，不仅要和工商、税务捆绑，还要接受技术评分之外的环境评价，而且是一票否决，尤其是与化学沾点边的产业化项目更难通过”。

　　科学家本职工作之外“杂务缠身”，绝非他们自愿为之。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遗传学科在全国排名数一数二，承担国家863、973重大专项。可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上海市工业菌株工程中心主任吕红却不得不承认，国家项目大部分的东西都放到“冰箱”里去了，“我也承担了863、973项目，很多东西都放进了冰箱，其实挺不高兴的”。

　　她感觉大部分科学家都一样，适合搞科创，不适合做产业。“如果能对接一个企业当然最好；如果对接不了，有没有可能提供所有中间环节的一条龙服务，比如工商注册、税务管理，甚至消防检查等等。”眼下，吕红正硬着头皮“跨专业”搞装修，马上面临消防设施合规等问题。她自叹：“做这些事情不是浪费我们时间吗？我们需要更多时间做更擅长的。”

　　转化人员的烦恼：

　　能不能评职称当教授？

　　从校长、院长、所长到一线科研人员，他们在迈出走向市场的最后一步时，都希望在利好政策之外，还能被撑一下、扶一把、托个底。

　　前段时间，张建华教授接触到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一位教授。在这个创新创业的国度，高校院所成果转移转化的成功概率较高。原来，其中牵涉的校内人员仅3人：一位主管的副校长，一位富有经验的教授，还有一位知识产权事务人员，而过程中其他几十个相关人士都非希伯来大学编制之内，全是企业化运作。这些招聘来的“外援”，有的是在企业工作的工程师，还有知识产权法律师等。对此，张建华认为，技术转移的中介服务机构可以完全社会化，把政府部门和科研单位的精力解放出来。

　　反观国内大学的相关转移转化人才，基本是体制化生存，连职称晋升都有难度。在上海理工大学，若教师安心教学，有骨干教师教学激励计划的政策激励；若教师勤于科研，产生绩效也正在往上提升——而从事技术转移的人才，则受惠有限。

　　甚至他们的工作尚无完善的评价机制，能不能评职称、能不能当教授，都悬而未决。副校长陈斌表示，学校为此采用“打擂台”方式，每年也拿出一两个高级职称岗位，让这些人才有一个上升通道。“不过，其实这个通道还太小，人事制度方面仍遇到一些障碍。”

　　对此，市科委副主任陈杰建议，以往人才方面社会比较关注创新和创业两类人才，他们在政策上取得比较明显的优势。今后应该对科技中介服务人才加强引进和支持力度，与创新创业人才一样，他们同样应该享有政策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