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目前全国农民工总量约2.7亿，外出农民工总量逾1.6亿，其中30岁以下的青年农民工约占60%。80后、90后等新生代，已渐渐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中坚力量。一位返乡过年的80后农民工这样表达自己的困惑：农民工为城市贡献了这么多，为什么“我能融入这个城市，但有时候这个城市却容不下我？”（见2月2日《人民日报》）

　　春节临近，绝大多数农民工纷纷踏上了返乡过年的旅途，这是一个即将见证奇迹的有趣时刻，正如各大城市的微信号乐于调侃的“快闪”现象：眼下车水马龙的城市转眼就将路广人稀，眼下冷清的乡村很快就将异常热闹。

　　年三十是城市生活“快闪”的揭幕时刻，年年都要喊的企业“用工荒”、“保姆荒”都将如约而至，其实，对繁华的都市而言，农民工返乡造成的不便，何止是企业没人顶班、家庭找不到保姆，平常风一样的快递小哥们消失了，小区周边的理发店关门了，菜市场南腔北调的摊主们也不见了……农民工一年难得的集体稍息，让城市眨眼从热闹变成了安静，也让城市的活力瞬间锐减。

　　在这个时刻，回头看农民工与城市的相互依存关系，其实是难分难舍的。在经济增速放缓、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就业市场呈现出求职难与招工难“双难碰头”的矛盾局面，换言之，农民工需要城市提供的就业和谋生机会，城市的繁荣同样离不开农民工的贡献。春节的“用工荒”毕竟是暂时的，可是为了更长久的持续发展，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困扰城市的“用工荒”，城市是否该考虑得更长远些——如何才能让农民工更好地融入他们为之奋斗又恋恋不舍的城市？

　　为了谋生挣钱，农民工外出打工，不仅付出了汗水和心血，还遭受背井离乡的孤独煎熬，欠下了太多的亲情“债”。可以说，在城市的繁荣发展过程中，农民工付出了身心两方面的巨大牺牲，已成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然而，付出的甚多，得到的却不甚匹配。抛开收入不谈，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最大障碍是户籍，无法享受当地的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无法让孩子顺利就地入学。无论农民工在当地做得多么出色，无论在那片土地上辛苦工作了多少年，很多人依然是无根的浮萍，他们的心是“慌”的。

　　“用工荒”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工无可奈何的“撤退”。从根本上消除“用工荒”，让愿意守住乡土的农民安居乐业，让愿意走出家门的农民走得更远，让进城的农民能在城市欢度春节，让城市无论是不是过春节都不再为“用工荒”而发慌，当务之急是为农民工“摘帽子”，让他们不再“心慌”。

　　当一个农民走进工厂、企业上班，他或者她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人，何必再戴上“农民”的帽子？只有消除“农民工”的身份差异，以高度重视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姿态启动相关制度改革，逐步撤除城乡之间的户籍藩篱，抛开农民身份带来的种种差异性待遇，给予他们和城里人、当地人同等的经济和社会待遇，才能“使远者来之，来者安之”，使农民工在外出打工中“不慌”，使城市在人力资源使用上“不荒”，从而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持续、稳定的后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