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20世纪中国无法绕过的文化存在，几乎每过五年或者十年，我们都要纪念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最近在一个高峰论坛上，陈思和先生提到的一个问题，令人印象深刻。他说：身处全球化时代的我们，该如何纪念这颗20世纪中国最为丰富、孤独而痛苦的灵魂？

　　对于纪念，鲁迅似乎早有预见——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大时，他已经成为傀儡了。因此，纪念鲁迅重在着眼于“精神和血肉的培养”，而要避免沦为一种漠不关心的“纪年”仪式或“看演剧”的节日狂欢。纪念鲁迅的意义在于当下，在于人们从鲁迅那里映照时代的问题，并从鲁迅那里寻找解决时代病症的良方，重构鲁迅与我们的精神和血肉联系。这既关涉到怎么理解鲁迅传统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更关涉到是把鲁迅当成一个复杂的生命体，还是当成死了的化石的问题。

　　今天纪念鲁迅，显然有更为契合时代的主题。一方面，物质和技术取得极大进步，但不少人醉心于物质而缺少精神。重温鲁迅呼唤的具有“白心”（直率的人生态度）和“神思”（富有现象力）的立人思想，对于培养现代公民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我们在处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时，重温鲁迅的拿来主义以及“世界人”的理念，对于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建构真正的中华文化主体性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鲁迅提倡拿来主义，主张“不必问西洋风和中国风”。为此，他广泛涉猎西方文明，并翻译了很多西方优秀的文学作品，“欲求超胜，必须会通；　会通之前，先须翻译”。造就新的思想，就必须像盗火的普罗米修斯那样，博采众长、东西会通。“没有拿来的，人不能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没有尼采、夏目漱石、安特莱夫等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熏陶，就不能成其为鲁迅；没有异质文明作为参照，闭目塞听，鲁迅就不可能提出国民性问题等这一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命题。

　　拿来主义的关键是，虽然向世界一切优秀文明学习，但思考的问题是中国的。鲁迅要我们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这个脑髓和眼光就是中华文化的主体性。面对积贫积弱的中国，“别求新声于异邦”的鲁迅是有文化自信的。一方面，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有足够深的了解；另一方面，对世界文明，有足够广的涉猎。盲目的自大和自卑，都不是鲁迅提倡的态度。这种自信源自于自觉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不画地为牢，而是一切皆为我所用。

　　鲁迅的伟大在于，在西方优秀的文明的映照下，他清晰地看到了传统文化中糟粕的东西；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浸润之人，传统文化已经融入他的血液中，成为他生命的底色。鲁迅的痛苦在于，两头作战注定了他身上充满无言的紧张和挣扎。一方面，他看到传统文化中的阴暗面对现代化的阻碍，呼吁用现代眼光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而这会遭到非议，被视为传统文化的逆子；另一方面，他敏锐地看到西方启蒙理性可能导致的弊端，对西方现代文明背后的理性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提出了警醒。鲁迅对西方文明批判性反思的目光是极其敏锐的。正如100多年来，西洋近代思想以自上而下的、启蒙的方式植入，既缺乏产生这些思想的社会经济基础，又切断了与文化传统的整体性联系，这样的问题在今天依然没有能够得到很好解决。

　　鲁迅思想的根本是立人。兴国，首先要立人。鲁迅立人，立的是具有“白心”和“神思”的现代人。鲁迅不仅批评那些道德上的伪善之人，更主要批评那些整日挥舞着科学和正信大词，但缺乏真正精神的知识人。鲁迅提醒，在中西文明的传播中，如何避免成为一系列新名词、新话语的“接球手”命运，如何向世界文明贡献独特的命题，在于是否将对时代和世界的思考融入到切己的生命体验中。只有对时代问题有一种切肤之痛，并将这种生命体验转化为研究领域的命题，才能为人类文明真正做出贡献。

　　鲁迅的时代是一个积贫积弱、充满民族危机的时代。这种特殊的时代际遇，造就了他扭结、焦虑的生命体验。今天，我们应该以中华文明主体性为本根，以更加开放、包容、从容的心态，吸纳人类优秀的文明，最终成功地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作者为《探索与争鸣》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