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生活的快节奏，似乎并没有使人情礼节之风有所淡化，普通百姓如此，精英阶层亦然，官员群体中某些人，似乎更是热衷于此。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的消息，“八项规定”出台三年多来，各地查处红白喜事大操大办问题近万起，被追究的党员干部逾万人；今年年初公布的88起违纪案件中，大办婚丧喜庆问题最为突出，有21起，占四分之一。

　　婚丧嫁娶乃人生大事，郑重操办一下本不为过。但作为具有一定身份的党员干部，其处理个人事项的一言一行，对普通百姓不免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如若过度或不当，则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遗憾的是，总有那么一些人对此不以为然，“喜”到临头，不大办一下，借机实现一下自己某些特定的愿望，总觉得心有不甘，甚至有的宁可丢官离党，也要把喜事办得轰轰烈烈。

　　怪哉？似也不怪。情与理的表面冲突，其实是情与利在纠缠作怪。《红楼梦》写到贾敬服丹身亡，宁府为其大办丧事，“丧仪焜耀，宾客如云，自铁槛寺至宁府，夹路看的何止数万人”。所到宾客均有价值不菲的礼物相送；死者的儿子贾珍、孙子贾蓉在其父亲和祖父的灵前哭得最伤心，同时也最能忙里偷闲，与随贾珍的岳母前来协办丧事的尤氏姐妹打情骂俏，极尽男女风流之事。从贾府丧礼的宏大场面和贾氏父子的所作所为不难看出，丧礼所承载的不单是活人的悲伤、晚辈的孝心，而且还有更多的附加功能，诸如收敛钱财、联络感情、显摆富贵、迎合时俗等。对此古人精通、今人神会，官员们当然深谙此道。

　　收敛钱财之于喜事似乎顺理成章，因为钱物是表达人情礼节的物质载体，以此载体的轻重贵贱来衡量来宾情意的分量；联络感情和显摆富贵属于喜事的心理调节功能；迎合世俗是出于现实的需要。统观这诸多方面，喜庆之事大操大办，既有情感表达的需要，也有利益驱动的原因，还有面对现实的考量。因此，对党员干部此类违纪行为的治理，似应在惩戒和遏制利益驱动、舆论引导和心理疏导、典型案件的现身说法等方面多管齐下，标本兼治；在规范喜庆礼节形式、控制喜庆礼节规模、弘扬其正面功能作用方面下功夫，如尊老爱幼、亲情关怀等，减少其不必要的附加值，如借机敛财、拉帮结派等。

　　由此看来，对婚丧喜庆大操大办笼而统之予以处罚，并非万全之策，因为当事人敢冒风险违规，其内在动机是复杂的，对所付出的代价，也并非完全没有经过一定的权衡与掂量，否则，就很难解释那些宁可为此丢官或放弃光明仕途者存在的合理性。所以，在规制人情礼节方面，面对情与理的缠绵、情与利的纠结，应当用一种更现实、更理性的态度来对待：对利用职权，借办婚丧喜庆之机大肆敛财的官员，根据情节轻重，一律予以处罚；对喜庆之事大操大办而未敛财者，重在教育和心理引导；对党外群众和非国家工作人员，有借机敛财者重在教育，无敛财行为而大操大办者，则应予以宽容体谅，同时向其宣传先进的喜庆风俗理念，以期接受符合时代潮流的新的价值观。

　　规制人情礼节，决非纪检监察部门一家之事，党和政府各个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每个与婚丧嫁娶等事有交集的人，都是优规良俗的实践者和倡导者。（作者系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