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转型加速期，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剧了传统乡土社会文化的“空心化”。因此，在均等化的基础上，实现城市和乡村公共文化全方位的互联互通，是城乡一体化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必然要求。

　　公共文化服务是公共服务的基本组成部分，包括由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向公众提供的各种文化产品、服务、空间、设施以及与文化发展有关的各种社会行动等。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在城市和乡村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落差既反映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又助长了城乡差别的持续扩大。因此，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分阶段实行均等化，最终实现一体化，将会贯穿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始终。

　　双二元制：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历史缺陷

　　我国现行的公共文化服务体制存在着“双二元制”模式：城市和乡村公共文化发展严重失衡，代差明显；文化与教育若即若离，各自为政。

　　从文化事业角度看，政府在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投放上，几十年来一直沿袭着重城市、轻乡村的一揽子政策，绝大部分文化资源如图书馆、博物馆、青少年宫、公园以及文化人才等集中于县级以上的城市。据文化部统计，1995年、2005年和2014年县级以上城市占全国文化事业费的比重分别为73.2%、73.3%和50.1%.而在县以下地区，县级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乡镇文化站的运营维护费则占去了剩余文化事业费的绝大部分。在广袤的农村地区，真正用于改善农村社区基础文化设施和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的政府投入极度匮乏。

　　从广义的文化视角看，公共文化服务涵盖了教育，教育是文化传承与发展最重要的手段。在功能主义的影响下，高度复合的文化事业随着政府机构的科层化被割裂成教育与文化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这种二元结构不仅降低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效能，而且还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例如，我国绝大多数公立学校的图书馆、体育场馆等公共设施始终封闭运行，未能按政府要求担负起服务社区居民的公共服务职能。

　　均等化：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现实选择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构想，十八届三中全会进而提出“要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均等化”。新近出台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指出，“把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及城乡规划。根据城镇化发展趋势和城乡常住人口变化，统筹城乡公共文化设施布局、服务提供、队伍建设、资金保障，均衡配置公共文化资源”。一般而言，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测量标准分三个层次，即最低标准、平均水平和绝对平等。由于我国人均收入水平低且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大，因此，政府目前对公共文化的投入只能维持低水平的均等化，即保障城乡居民最基本的公共文化需求。

　　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依赖两条路径：其一，服务设施标准化，即基于当前城市和乡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现状，对公共文化空间及设施的类型和数量设定一套全国通用的最低标准，由中央政府主导、地方政府实施，如电视村村通、两馆一站、社区阅览室、农家书屋等政府文化工程在“十二五”期间已在全国基本实现达标。其二，投入平均化，即按照城乡居民人口规模平均地分配公共文化资源。均等化意味着过去数十年城乡间严重失衡的公共文化投入体制将回归公平取向，城市和乡村在公共文化事业经费中所占比重将呈现此消彼长态势。

　　尽管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手段，但它客观上导致了一个悖论——均等化的目标是为了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但在实施过程中城市和乡村仍然被视为独立的两极。形式均等可能会掩盖城乡公共文化事实上的不平等，如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动力和阶段不同、城市集中的资源和便利的交通使公共文化服务的可获得性远远优于人口密度低的乡村地区。如果在实践中片面追求形式上的均等化，城乡公共文化服务难免会陷入“新城乡二元结构”的悖论中，而破题的关键就是由静态的均等化转向动态的一体化。

　　一体化：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战略目标

　　城乡一体化战略凸显了城乡间的政策一致性、发展公平性与资源流动性，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子系统的协调发展与功能耦合，涵盖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在社会转型加速期，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剧了传统乡土社会文化的“空心化”。因此，在均等化的基础上，实现城市和乡村公共文化全方位的互联互通，是城乡一体化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必然要求。

　　首先，一体化对城乡间的文化互动提出了新要求。随着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的普及，高势能的城市文化大举闯入农民的日常生活，农民尤其是中青年农民习惯于以城里人为其价值观和行为的参照群体。在城乡一体化格局下，这种单向的文化传播模式必须得以改变，政府、市场、社会应帮助地方特色、民族特色浓郁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的乡村地区增强文化自觉，并支持其利用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和市场化机制扩大乡村文化的辐射范围。同时要建立公共文化服务城乡联动机制，实现农村、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整合和互联互通。

　　其次，一体化为文化与教育在城乡社区的深度融合带来了机遇。在后工业化社会，文化资本已成为社会分层的重要机制，其对城乡差别、城乡内部的差别以及代际流动影响深远。公共文化服务的崇高使命是为了增加国民的文化资本，增进国民的现代性，推动社会文明的整体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即文化，文化即教育，教育是公共文化服务最重要的依托。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在城乡大力发展复合型的社区教育以塑造无差别的人，是通往城乡一体化的不二法门。

　　再其次，“互联网＋”为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体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通过政府主导的一系列工程，来扭转城乡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失衡状况，但传统的属地管理模式导致文化资源利用率低下。因此，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提供的便利条件，大力开展数字服务，打通公共文化服务通往城乡社区的“最后一公里”。 随着互联网技术“十三五”期间在城乡的加速普及，“公共文化服务＋互联网”模式必将为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体化注入新的动力。（作者系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