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发展，都会区逐渐形成，各种社会问题自然而然地显现。其中，弱势群体的处境，特别引人注意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说起来琅琅上口，听起来庄严凝重。然而，在一个民主法治社会里，这句话的意义何在，是否得宜呢？虽小道，必有可观者，也许值得稍加斟酌。

　　波斯纳教授/法官，著作等身，是公认的法学重镇。他在法律经济学领域的贡献，很可能成为科斯之后，这个领域的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波斯纳的背景是英美文学（本科）和法学（研究所），但是涉猎极广；在职务上一直以法学为主，在法学院任教、担任巡回法院法官，因为学养深厚、智识渊博，所以笔下处理各种问题时，经常慧眼独具，启人心智。

　　对于政治和法律之间的关系，他的两点慧见可以为例，以见其余。首先，在现代社会里，法律是在民意机关里经过论对和较劲，由政治过程所议定。所通过的法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般利益立法和特殊利益立法。在阐释这些性质不同的法律时，法官（法院）该一视同仁，还是区别对待？

　　波氏指出：一般利益立法，涉及范围广，涵盖诸多不同的情境，因此，立法所使用的文字，通常是原则性、概括性，在适用时如果有争议，可以从宽解释。相形之下，特殊利益立法，是针对特殊的群体、政策目标。在立法过程里，经过折冲妥协，该囊括的利益，都已经被摆进文字里。因此，在解释时，值得从严从窄，才能反映立法精神，也就是反映立法机关所代表的民意。

　　其次，随着经济发展，都会区逐渐形成，各种社会问题自然而然地显现。其中，弱势群体的处境特别引人注意。不少学者论述，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益，如低价住宅，食物券等，应该积极扩充，以保障这些群体。波氏指出，“基本权益”一旦扩充，固然有正面的作用；然而，这同时意味着，公共政策所能讨论的空间，也因而缩小。在现代社会里，有多元的价值，各种利益，透过民意机关和立法过程，彼此竞争角逐。预算用来保障基本权益，就不能用来处理其他的社会议题；公共政策的施展范围受到挤压，未必是民主代议社会之福。

　　关于宗教问题，我曾经致函波氏：他的《正义的经济分析》，已经成为经典，影响深远。对于宗教，或许也可以有《宗教的经济分析》对于人类文明重要而微妙的一环，由经济学提出持平合理的分析，善莫大焉。以他的学养才华，最适合处理这个大哉问（当然，信中还有其他的美言，余不一一。）波氏客气回信，还附了一份资料，是他在某个研讨会上，关于宗教问题的发言，还没有公开发表。波氏已年过70，笔耕不辍，也许，《宗教的经济分析》会有问世的一天。

　　在华人文化里，关于信仰和法律之间的关联，还可以再作一点引申。众所周知，在华人文化里，社会主导的力量，长久以来一向是在行政权。其他的力量（如法律），是配合行政部门。就宗教而言，既没有明显的国教传统，也没有主流的宗教信仰。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是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民间信仰。而且，民间信仰有浓厚的功能性，祈福求子考试功名等等，和信仰糅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对于信仰，并没有形成一种明确、众议佥同的共识。对于儒家，可能共识还要强韧一些。既然如此，把信仰和法律联接，并没有清晰具体的脉络可言。

　　无论如何，宗教信仰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前面引述波氏的两点见解，可以参考：现代社会里，法律是由政治过程所决定；法律的内容，也就是公共政策的一部分。经过论对辩难，透过政治过程，形成法律。相形之下，法律一旦成为信仰，就没有讨论的空间。因此，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里，法律和信仰之间，相隔十万九千里或更远。至于在极权体制下（如纳粹德国），法律和信仰两者之间是否能作出联结，倒是一个好问题。

　　我揣测，如果有人问波斯纳：法律该被信仰吗？他可能犀利如常地响应：你在开玩笑吗？今天是四月一日愚人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