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吸引人们离开熟悉的环境来到城市。这是一场数亿人口的大流动，城市中“熟人圈”不再，甚至对门的邻居都互不认识。这一陌生人社会助长了谎言的蔓延。比起满是亲戚世交的过去，现在很少有人真正认识身边的人。于是，诈骗成了陌生人社会挥之不去的梦魇。

　　在工业革命之后，英国也遇到同样的危机。那时，英国欺诈盛行。因为法律上口头合同与书面合同有着同等的效力，所以有人把谎言说到了法庭上，诱骗法官把谎言变成判决。伪证成为英国的社会顽疾，直到1671年才迎来转变点。

　　那一年，在英格兰牛津郡，一个叫约翰的人诉请法院根据口头合同将被告的斗鸡出售给他，并请来自己的朋友作证。约翰如愿以偿，但结果证明他的朋友作了伪证，合同并不存在。斗鸡案后，英国开始启动反欺诈与伪证立法，1677年颁布　《防止欺诈与伪证法案》。这部法案的主要内容是遗嘱执行与管理合同、担保合同、婚姻合同、土地合同、一年以上履行期合同及标的不低于10英镑的合同，必须有对价或书面形式。

　　“白纸黑字”是英国人在早期为欺诈找到的最佳整治方案。美国独立后，也在司法上接受了这一方案，并用《美国统一商法典》《美国统一货物买卖法》　等立法确立下来——除了将10英镑改为500美元，其他大体相似。法庭上的黑白颠倒似乎得到了一些控制，可这还远不是故事的结束。

　　20世纪90年代，信息革命刷新了世界的面貌，电话、电视、互联网让人与人的交往方式发生急剧改变。理论上，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可能取得联系，并建立信任。这容易让人联想起电信诈骗，而事实上，与信息革命相关的诈骗形式数不胜数。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进行的分类，现代诈骗的形式有电信推销诈骗、尼日利亚电邮诈骗、身份伪装诈骗、预付费诈骗、庞氏诈骗，等等。

　　在美国，电信推销诈骗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上半叶，主要是一些资质不佳的销售公司利用激进甚至非法的手段进行推销。主要目标是老年人，以至于无数人在晚年尽失钱财，老无所依。为打击电信推销诈骗，美国各地进行了很多行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95年12月7日开始的高级哨兵行动，共逮捕1200名诈骗犯。这次行动是美国历史上为数不多，通过集中治理基本解决一个犯罪问题的行动。

　　尼日利亚电邮诈骗得名于邮件来源国尼日利亚，是跨境诈骗的代表，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末。典型的尼日利亚电邮诈骗是诈骗者伪装某国官方机构邮箱，向受害人发送一封电邮，请求他帮助洗钱。然后，向其索要个人信息，并要求支付法律、财务等各种费用。为了打击尼日利亚电邮诈骗，尼日利亚成立经济和财务犯罪委员会进行监管，并捣毁了一批大型犯罪集团。

　　身份伪装诈骗是利用掌握的身份信息，伪装他人进行诈骗。其中，最为著名的诈骗犯是依然在逃的法国人吉尔伯特·茨基利，他曾伪装成很多公司的CEO实施诈骗。据检察官估算，茨基利在2005年至2006年间诈骗了790万欧元。

　　预付费诈骗可能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骗术之一，典型的就是中奖短信。庞氏诈骗术在中国应用最多的是传销。

　　事实上，上面几乎每一种诈骗在中国都可以找到案例。于是，我们的媒体像美国同行一样大力宣传，教人打开信箱，跳过广告、索要身份信息和要求付款的邮件；接到陌生人荐股、贷款等电话，或收到有网络链接的短信，都要再三斟酌确认……虽然如此谨慎，却依然有人受害。可见，反诈骗单靠提醒或个人注意是不够的。

　　在信息时代的反诈骗斗争中，美国电信诈骗案由联邦调查局管辖，可以在国家范围内统一安排侦察、取证、逮捕的行动。而我国电信诈骗主要由省级以下公安机关管辖，一旦案件涉及多省，侦察等工作就需要各地协调，增加了办案难度。另外，在跨境诈骗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成立全球性反诈骗报警和侦查平台是一个趋势，也是应对诈骗日益分散化的必然措施。

　　电信诈骗使用的工具一般是电话、短信、电子邮件或网上社交平台，很多是利用大量群发的方式，具有明显的技术特征。因此，开发反诈骗技术系统理应是反电信诈骗的可行方案。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已经打破了依靠血缘、亲缘和世代相处形成的信用体系，而新的信用机制远未建立。生活在陌生人社会中，人们享受自由，珍视隐私，但也有恶念在膨胀。所以，恐惧、盲目和贪婪成为我们最大的弱点，也成了骗子最有力的工具。也许，我们可以更加谨小慎微，政府可以加大打击力度，反诈骗技术可以更加先进，但在一个没有诚信制度保障的社会，骗子依旧有机会钻空子。所以，反欺诈，就是立诚信。反欺诈，根本上就要完成从陌生人社会向信用社会的转型。（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