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一把双刃剑。有必要改变过去单纯地由经济效率思维所决定的大城市化模式，而选择适度规避风险有利于应急治理的城镇化路径。适当放弃过密城市化所牺牲的经济效率代价，远不及疫病及其次生灾害所带来的伤亡、心理恐慌、财产损失以及秩序混乱所导致的社会成本。城镇化中，县城及中心镇的重要地位不可忽视。

　　一、病毒及其传播

　　如果将自然灾害比作爆米花式的局部炸裂，那么传染病就可视为多米诺式的放大扩散。即使在人类流动和交往范围极其有限的中世纪，一场黑死病也依然杀死了超过40%的欧洲人口，并夺去了中国和印度约2500万人的生命。在今天越发“平坦”的“地球村”，现代传染病的传播更为迅猛，通常在几周甚至几天之内就可以跨越疆域到达不同的大陆。2015年暴发的埃博拉病毒，仅仅一周时间便由塞拉利昂扩散到了欧洲和北美的城市。“一片树叶”的确有可能摇动世界。

　　尽管医疗技术有了显著进步，但迄今人类真正能够对付的病毒，只有天花。所以，比尔·盖茨警告说，未来几十年里，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可以杀死上千万人，那更可能是个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而不是核战争。已有的事实能够对此作出注解。2009年，始于美国的甲型H1N1流感造成了全球163.23万人感染，最终有28.45万人死亡，死亡率达17.4%。2012年，中东呼吸综合征造成2442人感染，波及20多个国家，死亡率接近35%。2014年非洲暴发埃博拉病毒，大半年时间内近2万人患病，近万人死亡，死亡率更是超过50%。此后的2017—2019年，埃博拉病毒每年都卷土重来。2019年美国暴发的流感，在数月中感染了2600万人，导致至少1.4万人死亡。最近100年来，人类已经遭遇了若干次全球性瘟疫，尽管人们对病毒的了解逐渐加深，但仍然无法阻止和战胜它。据统计，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全球每年死亡人口中有25%死于传染病，在非洲这一比例更是高达60%。

　　二、传染病与城市化反思

　　传染病能否蔓延取决于两个关键性因素，即传播速度与传播范围。两个方面的理论或许有助于增进我们对疫病传播性质的理解。一是社会学中的“六度分离”理论，认为任何两个陌生人要建立某种联系，只需要跨越六度分离即可，也就是说，最多通过五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从而揭示了现代社会网络的连通性特征；二是病毒传染的“门槛效应”理论，即必须达到一定的人口密集规模，疫病才会蔓延（所以传染病也被称为“人群病”）。已有研究表明，麻疹通常在不少于50万人规模的稠密人群中才会暴发。显然，快速推进的人口城市化，不仅大大压缩了人际的分离程度，而且轻松跨越了门槛约束，从而为传染病的泛滥提供了天然温床。

　　病毒之所以令人谈之色变，至少源于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人类一直没有找到有效杀死病毒的药物；第二，病毒的进化与变异加大了人类在流行病学上的“无知性”；第三，高传播性和高致病性所造成的生命威胁；第四，由全球化、城市化及便利的交通所带来的人口集聚性与流动性，大大加剧了传染病在空间和时间尺度上的蔓延。

　　显然，城市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压缩了时空距离，强化了人际网络的连通性，降低了经济社会运行的交易成本，并通过聚集效应与规模经济普遍改善了社会总福利。另一方面，随着人口密度与连通性的不断提高，疫病传染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扩散性与规模性。据对塞拉利昂所暴发的一次埃博拉病的研究表明，有超过一半的病例可能是由其中仅仅占3%的感染者所传播的。

　　人们通常担心传染性疫病在农村的蔓延，但事实证明，疫病的大暴发往往是在人口集中、连通性强的城市。对黄河中游地区近2000年所发生的140多次瘟疫的分析表明，人口集中的城市是瘟疫的高发区。在欧洲，鼠疫造成的死亡率与城市规模紧密关联。对1720—1722年法国鼠疫数据的分析表明，在1万人以上的城市中，发病率为60%，死亡率为47%；在人口数小于1万人的城镇中，发病率和死亡率则分别下降为36%和27%。不仅如此，城市规模还决定着疫情的持续时间。在中世纪的欧洲，一个城市暴发黑死病的持续时间大约3个月以上，但城市人口每增加1万人，则疫情持续的时间将增加1.3个月。

　　现代流行病学的研究表明，当人口密度增加，疫病基本传染系数（R0）必然指数型增加，城市将由此遭受更大的打击。“钻石公主”号邮轮对此提供了一个由密集度所表达的微型城市的“准自然试验”。

　　虽然以交通堵塞、环境污染、居住拥挤、节奏紧张等为代表的城市病已经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但对病毒性质的“无知”至少让我们知道，在历数的城市病中，可能没有任何一种比得上病毒的高传染性与高致病性，以及由此造成的对生命的威胁、身心的损伤和经济的打击。正因为如此，从新冠肺炎大流行所获取的教训，能够深化人们对“城市脆弱”概念的理解并反思城市化发展模式。

　　三、走向新型城镇化

　　城市化是人类应对贫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并共享文明成果的重要路径。至于中国迈进城市化究竟是选择大城市发展模式，还是选择中小城镇发展道路，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但是，2003年的非典和最近的新冠肺炎，应该能够对中国未来城镇化的道路选择提供鲜活的启迪。

　　必须承认，病毒及其疫病风险将成为常态并构成对人类的长期挑战。已有的教训表明，任何一种传染病的暴发都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生物风险事件。考虑到城市的首当其冲，现在更有必要改变过去单纯地由经济效率思维所决定的大城市化模式，而选择适度规避风险有利于应急治理的城镇化路径。适当放弃过密城市化所牺牲的经济效率代价，远不及疫病暴发所带来的伤亡、心理恐慌、财产损失以及秩序混乱所导致的社会成本。

　　一个有效率且能够规避风险的新型城镇化模式，至少应该包含下列要素：

　　第一，引导大城市与特大城市的再城市化。通过调整空间布局结构，按照多中心、开敞式、组团式、轴向型发展的布局安排，以主城为核心，以农地、林地、山体、水系为本底，沿放射状快速路与轨道交通轴向布局城市组团。构建病毒流行病学、人口生物学与城市布局的匹配机制，既有助于生态宜居，又有利于应对城市公共卫生事件与网格化管理。

　　第二，推进以中心城镇为主线的农村城镇化。中国是人口大国、农业大国。虽然大城市在聚集优势资源、辐射带动周边城镇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其吸纳农村人口与农民工就业的能力越来越弱。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乡村振兴，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其中，县城及中心镇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对全国1500多个县域的数据分析表明，县城的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城乡收入差距的比值就会降低9.6%。更重要的是，做大县城不仅有助于农民就近实现非农转移，减少大规模跨区域流动，降低病毒与疫病的传播风险，而且由于县城规模适度，可控性强，对于传染病的预防与阻隔，能够具有比大城市更为显著的比较优势。

　　第三，强化生物风险事件的应急管理能力。在德治方面，强化生物安全意识，推广生态伦理，少一些现代性的自信与骄傲，多一些自然性的谦恭和敬畏；在自治方面，加强社区预防能力、响应能力、动员能力和自治能力的建设；在法治方面，全面取缔并严厉打击野生动物市场交易，以及非法收购、贩卖和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加强对刻意隐瞒流动轨迹、故意传播病毒与疾病、抗拒防控措施、传播疫情虚假信息等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法律制裁。

　　鉴于生物样态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极度复杂性，尽管新型城镇化的努力有可能降低瘟疫的危害，但在疫病面前，如何在信息公开的前提下，有效缓解和消弭民众的恐惧心理当是头等大事。病毒传播决不仅仅是疾病和医学问题，在很多情形下，对突发性疫病与公共卫生事件的阻击，完善的信息预警、治理机制与社会规划可能比单纯的医疗救治更为重要。

　　（作者系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广东经济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