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阎连科获卡夫卡文学奖及麦家《解密》等作品深受西方读者青睐，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问题不仅激发了国内作家与研究者的热议，而且引发了他国的关注。各国汉学家在相关过程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其视角、观点及阐释范式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不无裨益。

　　当代文学海外影响力提升

　　迅速发展的中国在国际政治与经济领域持续引发“中国热”。与之相应，中华文化也引起各国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别是随着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大力推动，其中作为国家文化重要构成的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对此，各国汉学家予以积极评介。

　　法国巴黎第七大学教授弗朗索瓦·于连认为，中国文本映射出了欧洲文明的限域。此外，在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海外“重镇”美国，相关评介的丰厚性与深广度均有提高。美国圣母大学教授葛浩文认为，正因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才使中国当代文学提升了世界关注度。美国波莫纳学院教授白亚仁称，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说明中国文学的国际影响确实业已大幅度增强。再有，东方汉学界也颇为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动态。日本汉学家饭冢容、菱沼彬晁均表示，莫言获奖引起了日本民众对当下中国文学的关注，反映中国社会进步风貌的相关作品在日本影响力正逐渐提升。

　　综观诸位海外汉学家的评价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文学凭借自身成就在当今世界文坛有着日益提升的影响，并与世界文学积极互动与互融。这些汉学家还预见，“东学西渐”从文学到文化层面都恰逢其时。

　　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中的“二元困惑”

　　中国社会深刻变革的丰富实践为中国当代作家提供了生动且多元的创作源泉，而基于时代转型的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虽在海外更受关注，但并未赢得普遍认同。针对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中存在的此种悖论现象，数位汉学家多有论及。

　　在葛浩文看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决不可因此就断言他国读者必然喜欢中国文学，毕竟反映当下社会生活的中国文学作品在英语世界并没有受到普遍欢迎。同时，美国汉学家奥凯恩认为，尽管中国文学作品海外传播的数量较先前有所增加，但相关译作销售并不可观，且就影响力与声望而言，地位不及村上春树或卡尔维诺，销量则更难与斯蒂格·拉森相比。究其原因，英国伦敦大学蓝诗玲教授指出，译介到海外的中国文学作品大多并非商业出版，而属于学术出版，这使得中国文学作品始终被置于学者研究视域而难以走近普通大众。此外，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教授罗流沙谈及被介绍到俄罗斯的当代中国文学作品时说，那种过分倚重西方文学范式，而不彰显中华文化历史底蕴与优良传统的文学作品，难以在俄罗斯产生多大的影响力。

　　遍观上述汉学家的看法，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处境堪忧。要真正实现中国文学“走出去”，使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并非易事。然而忧虑并非无望，更受关注才有可能广受欢迎，这正是有效实现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契机。

　　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尚存限域

　　海外汉学家基于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关切，面对国际传播过程中面临的诸种问题，凭借迥异观念与独到视角对中国当下本土文学创作进行了相应阐释。

　　依据相关汉学家的观点，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尚存不少缺憾，其中包括创作主体缺乏全球视域。德国汉学家顾彬批评中国作家多缺失外文能力，其作品缺少国际性视野。对此，葛浩文不但深表赞同，而且指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尚缺宏大世界观。在日本汉学家谷川毅看来，当下中国文学发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部分作家缺乏开放意识，导致其封闭而未向世界敞开。

　　作品自身存在限域是一个关键性问题。部分作品存在冗长繁复且人物形象深度尚浅等弊端。奥凯恩与葛浩文等都曾尖锐地批评中国当代作家沉溺于冗长写作，体现于过度描述而又疏于对人物心灵的探索。此外，长篇小说创作危机频仍。顾彬指出，当下的中国长篇小说呈现出碎片化趋势，相应文本缺乏整体与中心维度，且未能展现历史本质与时代精神。再有是出版与传播媒介有待拓展。从出版机制来看，奥凯恩、白亚仁等认为，较之西方国家的文学编辑而言，中国的文学编辑尚难发挥其应有作用，这是制约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与传播的痼疾之一。从译介来说，葛浩文、白亚仁及法国汉学家何碧玉都表示，译介中存在中国元素流失等现象，而目前国内翻译水平的确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效果。

　　当代文学如何走出去

　　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当代中国文学应当依托国家实力承担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历史重任，既推进创作者自身不断提升，又促进作品的国际影响。重新解读海外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可以得到不少的启示。

　　从国际视野来看，应借鉴世界文学的共通因素。考量诸种世界文学经典的互通因素是中国文学迈向国际化的有效路径。从创作层面而言，中国文学如果要实现海外传播，相关创作不可无视长期以来形成的、具有国际公认效力的评判标准。莫言之所以能从中国走向世界，因其作品的视野与旨意突破了本土疆域，而呈现出一种共性，对接文学整体上的某些特征。当下中国文学创作应在保持本国文化底蕴与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及时追踪国际文坛动态，善于运用有利于他国更好理解与认同的文本表达方式，从而使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建立联系。从研究层面来看，加强中外文学批评互动，消除偏见与误读，有助于增进自我与他者间的深层交流与理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柯马丁教授就认为，中国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如不能与他国学界建立联系，那么中国本土的当代文学研究在海外的影响力堪忧。所以说，国内文学批评领域如何在与他国互学、互动、互证、互鉴的过程中，建构起中国文论、批评独特的话语体系与操作范式，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学屹立于世界文坛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撑，尚需求索不已。

　　从国内情势来说，应大力敦促作家内外兼修。中国当代文学文本的价值问题，始终为汉学家所关注并褒贬不一。比如，饭冢容表示自己在阅读当下中国文学作品时最为看重的是文学价值，而顾彬则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思想价值表示失望。综观近年来的“诺奖”得主，莱辛、略萨与门罗无不是凭借其兼备对民族命运的深刻阐释力与卓越的艺术创造力而胜出的。由此反观当下国内某些文学作品，其中过度夸张甚或蓄意扭曲中国形象，给其乱贴诸如“暴力”“乖戾”“愚昧”等形象标签等现象并不罕见。这些负面形象如若传播出去，不免妨碍他国受众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正确理解。

　　鉴于此，从文学外部来看，应强化实践参与作用。当下国家观念主导下的当代文化海外传播策略要求文学作品作为构建国家形象的具象载体，承担传播中国主流价值观与重塑中国文学形象等历史使命。当代中国文学作为媒介在国际化语境中为消除误解与偏见、促进中外相互认知与沟通提供了重要契机，当下创作者应以构建真实的国家形象并提升其正面国际影响为己任，从而使中国文学更有尊严地迈向世界。从文学内部来说，海外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美评价呈现出历时嬗变。以美国汉学界对中国现当代小说的评价为例，几代汉学家的评判标准呈现出从已故汉学家夏志清的“优美”、李欧梵的“浪漫”到王德威的“怪诞”等审美观念与批评范式的变迁。尽管汉学家的相关评价尚存差异，但文学作品的内在构成要素始终是其评判中国文学能否真正传布于世界的首要依据，而文学本体因素的确是评判具体作品的重要标准。由此，当代中国文学应以文学标准为旨归，合理借鉴与吸收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创作技法与写作范式，不断提升创作成果的艺术价值，从而力求真正赢得世界层面的尊重与认同。

　　总之，中国文学“走出去”必然面临中外文化交流、交锋、交融等态势的冲击与影响，予以回应需要辩证地看待其异同。正视中国当代文学的诸种特征并强化与发展其异质因素，既不以炫丑或异怪来迎合西方，又应避免中外文学间的隔阂、误读、冲突与对立，努力呈现出自身独特的思想意义与文学价值。中国当代作家应凭借自身实力，揭示日新月异的中国基于人类普遍性而不为西方所有与所知的特质，在世界文学谱系中抒写出精彩的中国文学篇章，进而实现中国文学梦，这是当代中国作家与文学研究者共同的使命。（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