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金属活字印刷术在500多年前的欧洲出现时，当时的人们经历了一次信息交流方式的大变革。从15世纪中叶到该世纪末叶，这期间诞生了欧洲最早期的印刷书，也被形象地称作印刷时代的“摇篮本”，其开创者英国人威廉·卡克斯顿，被冠以英国“印刷之父”的美誉。

　　卡克斯顿大约在1422年出生于英格兰东南部的肯特郡，这一地区在当时是英国毛纺织业的重要生产基地。根据其后他在多部印刷书的序言和后记中所记，他曾被家人送入学校读书，在接受了基本文化课程的学习后，卡克斯顿来到伦敦，成为大布商、后来的伦敦市长罗伯特·勒泽的学徒。这件事意义重大，意味着他可以尽快成为颇有权势的布商公司的一员。

　　15世纪中期，布商在英国社会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时期英国商业的一个基本变化就是从一个主要的原料、羊毛出口国成为呢布制成品出口国。布料制造业的大发展促使大布商的出现。这些布商拥有长期积累的雄厚资金，并具有积极进取的冒险精神，更重要的是已经形成了一套从购买羊毛，让妇女和孩子纺纱、织工织布、漂洗工漂洗、染工染色，再到修剪工修整完工，最后由商人带到市场上出售的较为成熟的“生产体系”。在这一行业浸淫多年，无疑使卡克斯顿对这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模式熟稔于心。

　　与其早年的布商经历一脉相承，卡克斯顿从事印刷书的生产，目的极为明确，即让书籍产品投入市场以赚取利润。这在其印刷书的语言、题材以及印刷所的地点选择上得以清晰地显现。

　　卡克斯顿在科隆学习了印刷术后，于1472年底偕同助手带着印刷所需的生产材料回到布鲁日。他在那里印制了其翻译的第一部书《特洛伊历史故事集》，该书也是历史上首部英语印刷书。在此之后，英语书籍便一直是卡克斯顿主要的印刷出版产品，他对当时风靡欧洲大陆的拉丁文书籍则鲜少问津。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主要是因为欧洲大陆的拉丁文书籍生产水平较高，他在制作工艺上难以与之竞争；当时人文主义的大潮尚未在英国引起多少涟漪，牛津剑桥的学生人数一度减少，因而拉丁文市场极为有限，欧洲大陆生产的书籍通过贸易渠道便可以很快满足英国市场的需求；经历百年战争洗礼的英国人，民族主义意识在这一时期愈发强烈，英语被广泛应用，逐渐成为官方语言；而随着小学和文法学校的发展，英国人的识字率明显上升，据托马斯·莫尔爵士的估计，15世纪已有50万以上的英国人有识读能力。或许正是看到了民族语言潜在的巨大商机，卡克斯顿遂将主要目标瞄向广大英语受众，也无形中增加了自身产品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

　　卡克斯顿在印刷书籍的题材与内容选择上是比较保守的。他印制的书籍大多已有手抄本，并经过了市场的检验，他不会轻易涉足从未在市场流通过的题材，这是保证书籍销量的最安全措施。譬如，他印制的首部印刷书便是听从市场的召唤使然。根据卡克斯顿在《特洛伊历史故事集》序言中的说法，他从事该书的翻译出版活动主要是出于勃艮第公爵夫人玛格丽特的督促和要求，又因为“我已经答应许多绅士和我的朋友，要尽快送给他们这部书，因此我花费大笔钱将此书付诸印刷”，表明他的产品已经有了较为广泛的需求。又如，卡克斯顿大量印制乔叟的作品，实际上也与乔叟作品较能投中世纪末期英国宫廷读者所好有关。

　　卡克斯顿于1476年下半年与其助手德·沃德及其他几位工人，携带诸多手抄本和印刷书、印刷机器和已知的两种字模回到英国，在威斯敏斯特租下一间店面作为印刷所。卡克斯顿之所以选择威斯敏斯特而不是伦敦作为营业地点，可能是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第一，他为了更加接近宫廷，这样便于他寻找到富于影响力的赞助人。到15世纪时，英格兰国王、内侍和大臣们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威斯敏斯特、伦敦或温莎堡。由于议会会议经常在威斯敏斯特举行，威斯敏斯特宫自然成了王国的中心。政府各部门也渐渐地在威斯敏斯特的河岸区设立了办公室，这一带逐渐变成了行政、商业和文化中心。第二，靠近威斯敏斯特修道院便于出版一些宗教类书籍，或者最好能直接从修道院那里得到一些差事。比如他在英国本土印制的第一件印刷品就是为代理主教约翰·甘特所做的免罪书，而甘特当时是阿宾顿修道院的院长。第三，当时在泰晤士河北岸，伦敦城和威斯敏斯特之间出现了四个大的法律协会，那些应用普通法的法官和律师都在这里接受法律教育，这样便出现了对法律用书的巨大需求。因此，卡克斯顿的选址完全出于主动寻找市场的目的。

　　卡克斯顿早年作为布商主要与低地国家开展贸易，而且还一度成为在低地国家的英国商业团体领袖，因而有机会与众多上层人物结识往来。成为印刷商后的卡克斯顿也一直致力于寻求宫廷贵族的赞助和庇护，以支持尚处起步阶段的印刷业，但这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其经营上的依附性，尤其受到英国玫瑰战争期间风云诡谲的政治形势的影响。

　　卡克斯顿回国之后，迅速结识了王后伍德威尔家族。该家族的一些成员日后成了他的坚定支持者，特别是王后的弟弟里弗斯伯爵。由里弗斯赞助的第一本书《哲学家箴言录》于1477年11月18日在威斯敏斯特印行。从该书序言中罕见的与赞助人开玩笑的风格来看，他与伯爵的关系已非常热络。通过里弗斯伯爵的引荐，卡克斯顿结识了王后伊丽莎白·伍德威尔，并在她的授权与支持下，以学习英语的名义将《伊阿宋的故事》的英译本献给威尔士王子。之后，卡克斯顿又相继出版了里弗斯伯爵翻译的另外两部作品。这些迹象表明，在卡克斯顿返回英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里弗斯主导了他的印刷事业，甚或是其唯一的赞助人。然而，1483年4月，爱德华四世去世，国王的弟弟理查在与伍德威尔家族的较量中胜出，夺取了英格兰王位，是为理查三世。对卡克斯顿而言，最重大的打击是他长期依靠的赞助人里弗斯伯爵在这场权力争夺中遭到斩首。由于失去了主要的赞助人，其书籍销售情况不容乐观。

　　带有某种封建残余性质的赞助体制虽然对卡克斯顿的经营活动有所冲击，但他在英国开创的这种新的书籍生产方式却继续沿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在他去世后，德·沃德继承了其产业，并在16世纪初不断扩展产品的题材和内容，其他印刷商也纷纷跟进，使英国印刷出版业向着更具现代意义的资本生产快速迈进。

　　鉴于英国早期印刷出版业呈现的这些特点，所以我们在谈论英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时，理应包括对印刷出版业的观照。在这一行业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要素，得益于印刷术的应用引起了劳动生产率提高，这为整个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卡克斯顿拥有印刷所需的资金、原料和机器，雇佣具有自由身份的雇工，为市场的需要进行生产。同时，这是一种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尚要受到残存的封建因素的制约。但是，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能够引导出一种新的印刷出版方式，因而具有延续性和导向性。也正是有了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在经济体制层面为16、17世纪英国思想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