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媒体霸权”时代“技术审美”偏向及其负面影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的因由，是弥漫其间的实用和功利主义目的主导了艺术创演作为精神生产的高格理想追求。直接的原因，就是一切向钱看，是为人民币服务而不是为人民服务。只注重媒体本身的传播效益，不尊重传播对象的规律特点；只注重眼前的经济利益，不讲求长远的艺术理想……而现代传媒对于观赏性的过度强调，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技术审美”的极度泛滥，某种程度上给轻视艺术性和淡化思想性的创演偏误提供了理论口实，打开了方便之门。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变得日益强大。现代传媒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也以更加深刻的方式延展至从物质到精神的各个层面。比如艺术创演，作为人们审美地把握生活的精神和心理劳作，对于现代传媒的借重和依托，在当今的市场经济时代，甚至走向了因过度依赖而受制于人的局面。艺术的审美趋向，也由主要是对思想内涵的注重，逐渐转向更重形式技巧的追求。尽管科技与传媒的结合也衍生出诸如摄影、电视剧和动漫等等艺术样式以及电视晚会等全新的艺术传载方式，极大地丰富着艺术的创造承载手段与影响传播能力，但环顾当今的艺术创演和媒体传播，由“媒体霸权”引起的“技术审美”偏向，正像一柄无处不在的双刃剑，在极大地撬动和推助着艺术创演的同时，也严重地侵蚀着艺术创演的健康开展与持续繁荣。

　　如何在这样一个“媒体霸权”的传播时代避免因过度借重或无端滥用科技而形成“技术审美”的创演偏颇，便成为我们必须予以面对的重要问题。

　　所谓艺术创演领域的“媒体霸权”，指的是艺术在与媒体结合的过程中对于媒体的过度趋附和媒体对于艺术的强制胁迫，或者干脆是指艺术对于媒体的无原则投靠和媒体对于艺术的破坏性改造。而所谓“技术审美”，正是这种不平等的合作过程中所形成的种种以传媒需求代替艺术追求的技术主义操作规程及其评价标准，包括因此带来的对于艺术创演的种种误导、限制、冲击乃至异化。

　　由“媒体霸权”引起的“技术审美”偏向可谓比比皆是。仅以电视媒体对于传统表演艺术的影响为例，就有诸如限制时长和篇幅、规定情境与效果、扭曲节奏与过程、固化风格与类型等等方面。具体如相声和电视的结合，就有着一个节目的篇幅和时长一般不能超过12分钟，每一到两分钟必须要有一个能够逗笑观众的响“包袱”之类的不能影响收视率的要求与规定。而到了像央视春晚这样的特殊舞台，则更是在时间与节奏的要求上细化到了以秒计算，只顾整体晚会的时间流程而不管表演者与现场观众当面展开审美交流时可能产生的节奏调整。其结果是，一定情境里的规定程式，导致表演者不再是能动性很强的艺术家，更像是电视编导手中的大木偶，或者当众背书的小学生。审美情境的僵化设定，极大地破坏着艺术表演的创造灵性。更为可悲的是，有些电视编导以及相声演员，要求在电视里说相声时，为了照顾电视艺术视听结合的传播特点，有意无意地加大辅助叙说的表情动作，较少强化或着意突出原本重要的口头说表，致使动作性的辅助表演元素无限扩张，而语言性的主体表演特质相应流失。其后果是，原本主要是靠语言叙述来完成的曲艺性表演，逐渐异化为舞台动作支撑乃至人物角色化代言扮演的戏剧小品。个别相声节目被时而标注为相声又时而标注为小品的混乱现状，以及许多相声演员不常说相声却热衷去演小品的客观实际，正是这种变异的典型表现。至于将“说学逗唱”作为相声艺术基本表现手段的传统说法，“创新”而为“说学逗唱演”的无端表达，也属这种异化的表现之一。因为，“说”是相声的基本表演方式。对于相声而言，“说学逗唱”就是“表演”，何须另要加上一个“演”字！这里将相声的基本艺术手段增加一个“演”字，无非是要强调辅助相声说表的“表情动作”。可对相声的表演来说，虽然也不排除表情与动作的有机辅助，但其听觉审美的主要特质，决定了“表情动作”永远居于次要的地位，不能与“说学逗唱”相提并论。换言之，在广播电台里听相声，没有“表情动作”的辅助完全可以完成审美的创造，不仅无损接受的效果，甚至还会丰富听觉的联想，而如果没有了“说学逗唱”，则万万不能称其为相声，道理就在于此。

　　当然，由“媒体霸权”引起的“技术审美”偏向及其连带形成的负面影响远不止此，涉及的领域和方面也非常之多。但不管其直接与间接的表现形态究竟如何，有一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唯媒体的需求马首是瞻，很少尊重和兼顾艺术自身的生产规律。亦即概括说来，其影响还包括创演姿态上的以胡编乱造代替深入生活，用解构经典和破坏传统来亵渎英雄并消解崇高；题材内容上的迷恋宫廷、戏说历史、渲染谍影、专注武侠、不舍婚恋与垂青商战；人物塑造上的多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少平民百姓与普通英雄；主题立意上的追逐欢乐，回避悲苦，艳羡富豪，无视贫贱，多歌舞升平与粉饰太平，少道义担当和关爱悲悯；艺术呈现上的重外在技巧，轻内在美质，不向内心深处开掘，只在神经末梢骚挠；重声光电营造，轻真善美表达；审美趋向上的以娱乐冲淡思想，近轻松而远沉重，用性感置换美感，重热闹不讲门道；资金投注上的以制作替代创作，厚舞台而薄角色；价值评判上的以票房、收视率和点击率来取代心灵感动、形象塑造与深刻思考，以看点、笑点和卖点遮蔽焦点、难点与观点，只顾去吸引眼球，不在乎世道人心。

　　造成“媒体霸权”时代“技术审美”偏向及其负面影响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根本的因由，是弥漫其间的实用和功利主义目的主导了艺术创演作为精神生产的高格理想追求。直接的原因，就是一切向钱看，是为人民币服务而不是为人民服务。只注重媒体本身的传播效益，不尊重传播对象的规律特点；只注重眼前的经济利益，不讲求长远的艺术理想。重消费，轻积累；重创新，轻传承。把艺术视作技术，使审美沦为娱乐。偏重观赏性，轻视艺术性，淡化思想性。而现代传媒对于观赏性的过度强调，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技术审美”的极度泛滥，某种程度上给轻视艺术性和淡化思想性的创演偏误提供了理论口实，打开了方便之门。影响所及，许多剧场中的戏曲表演，也沾染了违反艺术本体特征的“技术审美”病症，以“大制作”替代“精创作”，以实景搬演替代写意传统，道具堆砌，角色不再。流风所至，艺术创演的资金投向，也因“技术审美”的需求而转向舞台美术及其豪华制作，较少用于脚本创作和演员排练。好比时下的礼品及其包装，外观越来越豪华，内容却越来越干瘪。供给耳目的视听欢娱被高高地凌驾于本属心灵的抚慰之上，至于精神和思想的审美饥渴，则因此而被排斥在感官狂欢的门墙之外。

　　扭转上述偏误并遏制这些趋向，因而非常迫切。首先，要旗帜鲜明地高扬艺术的生产和传播以社会效益为第一标准的价值理想；其次，要重申并强调传媒与艺术家的道义责任；第三，要确立并落实对于媒体和艺术的正确评价机制与标准，彻底纠正实用功利主义的评判偏向；同时，要建立健全适宜艺术创演健康开展和持续繁荣的文化政策环境。最终使艺术的创造回归塑造人们向上精神与美好心灵的价值原点，让媒体和艺术家把传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作为自身基本的道义担当与切实追求，把是否能够“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作为评价和衡量艺术生产与传播绩效的真正尺度。以此在全社会营造能使艺术创造健康开展和持续繁荣的适宜氛围和良好环境，使艺术创演尽快走出因“媒体霸权”导致形成的“技术审美”困境，努力实现艺术生产的真正全面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