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在常人看来是家常日用，在圣人看来却是“道”之所寓。上图为斝，是温酒的酒器，也被用作礼器；下图为簋，古代盛食物的器具。

　　中国并不像古希腊那样，从单个物质追究世界的本源，而是讲究金、木、水、火、土的关系。这五行即这五种元素相生相克。周而复始，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

　　社会文化史既以研究生活为本，责无旁贷地要担当从生活中建构中国文化观念的系统、建立自己的学科理论的重任

　　生活与观念本是人类分别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领域的行为和反映，生活是感官的满足和享受，观念是理性的思考和选择；在认知方面也有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差异。这两者各有相应的范畴，并不等同。把伦理观念融入生活日用之中，使日用器物伦理化，这就可能把矛和盾置于相互冲突的境地。试想，伦理是道德精神、价值观，这是稳定的不易变动的因素；器物乃是人的享用物，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需求的增长不断更新，这是易变的不稳定的因素。这两者共生、共处引出发展中的悖论，即：一方面是生活日用承载伦理说教，扩大了教化的领域；另一方面又肇成生活日用对伦理规范的冲击。

　　文化史本是历史学和文化学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它是在近代中国形成的新兴的学术领域，兼有与社会史共生、共荣的特点，又各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知识系统。伴随现代学术的积累和开发，各门专业之间经常交叉，到一定程度发展出边缘学科乃是现代科学发展常有的现象。

　　在当前的社会文化史著述中，普遍存在叙述繁琐、细碎的现象，有的按词条堆砌材料，进行简单的描述。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大都是具体的细节，但这不等于研究的碎化和支离，能不能对零散、割裂的资料进行统合研究，关键在于是否有理论的支点，这是建构学科大厦的重要支柱，有了理论来搭桥架屋，那些零散的砖石、瓦块才能成为有机的整体。

　　西方人类学、新社会史、大文化史、民俗学等最新理论和方法的引进，对正在发展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起了重要作用。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孔飞力的《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等著作中译本的出版，在学术界有热烈的反响，也有人尝试借鉴其研究方法，并取得丰硕的成果。一般来说，作为人文学科，有它普遍的法则，可以在不同的国家、民族中发挥作用，然而，基于西方文化背景形成的学术话语，未必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如在西方民俗学中把渔猎民族的神职人员都叫萨满，可在中国，这一名称特指通古斯族的神职，用西方的萨满信仰来分析满族的萨满信仰，就会发生错位。中国自古以来的礼俗观念和礼治，在西方也很难找到相应的词汇。

　　社会文化史既以研究生活为本，责无旁贷地要担当从生活中建构中国文化观念的系统、建立自己的学科理论的重任，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必将丰富甚至改写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社会文化史也因此走向人文学科的前沿。

　　社会文化史以生活方式、社会风俗和民间文化为研究对象。其研究的内容与社会史、民俗史和文化史有交叉，不同的是它不是单个研究，而是对这三者进行统合考察，对生活现象作出文化解析和社会考察；从一事一物的发展和上层与下层的互动中，引出深度的阐释和思考。似文化史，可不是精英文化史；似社会史，但并非单纯描述社会现象；有思想史内涵，却迥异于传统的观念史。简而言之，可称之为富有思想性的社会生活史。这样一种研究思路，最能展现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思想的本土特色。社会文化史在中国有丰富而深厚的历史资源，足以创生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中国理论。

　　历代的鸿儒硕学无不善于从日常生活中阐扬哲理，并从具体的器物层面，上升到抽象的理念

　　生活，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不同国家、种族和地区的人们，都需要吃饱穿暖，而对生活的理解却各有不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生活原料的创造者不是上帝和神仙，而是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古籍记载，从黄帝开始才有了衣服、旃冕、房车和播种耕作，蒸谷为饭，采药为医。传说中燧人氏取火，有巢氏筑屋，伏羲氏养牲畜，神农氏种谷，受到后代尊崇的先人们，无一不是在衣食住行中建功立业。

　　所以黄帝受到中国人的崇拜，不仅因为他是中华民族的祖先，还因为他教民农耕、熟食、建房、造车，是缔造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始祖。由他发明的“饮食”成为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礼的本源。《礼记· 礼运篇》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爆粟粒，烤小猪，挖土坑盛酒，用手掬饮，再用草槌敲地取乐，这大约就是先民视为美食美酒的盛事，用自己最得意的生活方式，祭祀鬼神，表示对祖先和神灵的崇拜和祈祷，这就开始了礼仪的行为。据王国维考证，在食器中盛放玉，是礼字的原初形态，此种食器也就成为至尊至荣的礼器。所谓礼之初始诸饮食，揭示了文化现象是从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中发生的，这是中华民族顺应自然生态的创造，也表现了日用器物与观念形态不可分解的因缘。

　　“生活”，在中国是古老的用语，它的原义只是生命的延续。《尚书》云：“流谓徙之远方；放使生活。”《孟子》说：“自作其灾孽，不可得而生活也。”东汉应邵的《风俗通义》记载，秦始皇释放燕国的人质太子丹，使他“可得生活”。在古人眼中，给犯人流放、释放人质回国，或诅咒对手不得活命，都称之谓“生活”，这是让人活下去或不让人活，使生命继续存在或不存在，因此“生活”与“活命”是同一意义。

　　活着，是人类来到世界的第一需要，活着才能实现生命存在的意义。为了活着，首先要有供应身体成长的生活资料，古人对此统称为“日用器物”、“服食器用”或“百姓日用”。在《尚书》、《诗经》中就已提出日用器物的概念，有关“服”、“食”、“器用”的用词，出现在《论语》中有111次，《孟子》中218 次，两者相加高达329 次。以如此高的频率出现在儒家的经典著作中，充分表明早在先秦，百姓日用之学就已经成为儒家的经典之教。

　　日用之学发生、发展的过程，也是伦理观念不断渗透到日用器物的过程。日用器物本是人类劳动的产品，按照人们的意愿，用自然界的原料加工成适合人们使用的器物，以改善和提高生活水平，这是社会文明和生产者聪明才智的表现。就这些成品本身而言，乃是无知无识的客观存在，古代思想家却给这无知无识的存在物赋以“道”的含义。“道”是什么？ 是伦理化的观念，“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王夫之说：“无其器则无其道”。就是说器由道而生，无道不成器，故道在形之上，器为形之下，这上下之别，是因为道为器物之本源，但是无器也就没有道的存身之处，所以这道和器虽有形上和形下之分，两者却密不可分，道是器的内涵，器是道的外在形式，器有粗细之别，道也有深浅之分，两者相依共存。所以这“器”在常人看来是家常日用，在圣人看来却是“道”之所寓，即器即道是成圣的体验。一方面是圣人的眼光下移到家常事，另一方面是将日用事物伦理化。朱熹说：“且如这个扇子，此物也，便是个扇子底道理。扇子是如此做，合当如此用，此便是形而上之理。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如何便将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理得！饥而食，渴而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以饮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从日用器物中体认天理人情的无所不在，由此得出“格物致知”的知识论。人们不仅从文本的传授和阅读中接受伦理教育，也从日常生活消费与物质用品中接受伦理教化，对不识字的“愚夫愚妇”来说，后者更是接受教诲的主要渠道，这就是百姓日用之学的价值所在。

　　对物的伦理化还形成中国思想史的一系列概念。从先秦儒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历代的鸿儒硕学无不善于从日常生活中阐扬哲理，并从具体的器物层面，上升到抽象的理念。在中国思想史中覆盖面最广的两个概念是“礼”和“法”。“礼”的字形据王国维考证是“盛玉以奉神人之器”：“法”在甲骨文中又作“彝”字，此乃米、丝和豕的字形组合，是祭品也是食品，所以这“礼”和“法”的原生态，都是从生活日用中发源。至于道和器、理和欲、义和利、形上和形下等等常用概念，都不是脱离物质生活的独立存在，每个概念都有与之相匹配的对应物。其实质是将伦理观念寓入日用器物之中，将有形可见的器物内化为理性的东西，使之秩序化、信仰化。在这内化的过程中，器物已超越它的使用价值，成为人们沟通道体的媒介。因此形上有外在的形下表现，形下有内在的形上寓意，道器有分，而又无分，促使人们达到道器合一，即道即器的境界。对事物的认识是直接从器物一步登天，跃上形而上学，从形下到形上依凭对生活的感悟，而无需逻辑推理。概念的形成不是依靠逻辑思辨，而是基于人人可以感受的生活经验，所以生活日用在中国，是思想观念之源，从概念的发生学来考察，中国哲学的长处不在思辨的形上学，而是经验的形上学，这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从自然代谢推向人事兴亡，自然观与历史观合而为一。对天、对人、对物、对世界的认识充分伦理化，是中国思想史的重要特征

　　生活与观念本是人类分别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领域的行为和反映，生活是感官的满足和享受，观念是理性的思考和选择；在认知方面也有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差异。这两者各有相应的范畴，并不等同。把伦理观念融入生活日用之中，使日用器物伦理化，这就可能把矛和盾置于相互冲突的境地。试想，伦理是道德精神、价值观，这是稳定的不易变动的因素；器物乃是人的享用物，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需求的增长不断更新，这是易变的不稳定的因素。这两者共生、共处引出发展中的悖论，即：一方面是生活日用承载伦理说教，扩大了教化的领域；另一方面又肇成生活日用对伦理规范的冲击。

　　中国人对“物”构成世界的理解，与西方迥然不同。例如五行说，《尚书·洪范》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这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是中国人对世界生成的看法。若论对单个元素的看重，与古希腊相似，泰勒斯提出“水”，赫拉克利特提出“火”等等，都是有关世界本原的看法。但中国并不像古希腊那样，从单个物质追究世界的本源，而是讲究金、木、水、火、土的关系。这五行即这五种元素相生相克，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金 （铁） 能砍木，木能扎进土，土可堵水，水可灭火，火可熔金。一物制一物，绕行一周是个连锁的圆。相反则是，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木有赖水而生；木燃烧生火；火烧成灰土；土中有矿生金；金熔化成液体生水。一物生一物，也是一个连锁的圆。如此相反相成，周而复始，都是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这反映在历史观上就是循环史观，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虽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也有柳宗元的《封建论》表现出进化史观，但循环史观长期占据正统的地位。每逢改朝换代，都要改正朔，易服色，以示崇尚的不同，要的就是一物克一物，以示今朝胜前朝。从自然代谢推向人事兴亡，自然观与历史观合而为一。对天、对人、对物、对世界的认识充分伦理化，是中国思想史的重要特征。（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