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因其指涉对象和叙事艺术的特殊性，在文学王国取得“独立主权”，合法且自足，这种自足也意味着儿童与成人的某种隔绝

　　跟儿童专享的玩具、服饰一样，儿童文学背后隐含着成人对儿童的想象与期待，这种童年观也内在地决定着儿童文学的精神特质

　　“滚铁环”从成人与儿童共享到儿童专有，再到最终被抛弃，或许证明了一个道理：玩具要引起儿童的注意，它应该让孩子们想到这东西与成人世界有点关系

　　儿童文学凝结着一个民族和社会的梦想与希望，它给儿童打下精神的底子，养成未来的民族性格。儿童文学应当如何校准自己的童年观，是每一个儿童文学“种梦者”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也是缔造儿童文学新梦想的第一步。

　　当今儿童文学的处境表现出两重性：一方面，儿童文学因其指涉对象和叙事艺术的特殊性，已在文学王国取得“独立主权”，合法且自足；另一方面，自足也意味着一定程度的隔绝，正如媒介理论所认为的，儿童文学通过它的独特编码，将儿童与成人隔离在彼此的场景之外，儿童文学逐渐成为极具特殊性的文学类型，意味着这是儿童能够阅读的唯一一种类型的文学，而且通常也只有儿童才阅读。前者强调儿童认知能力的欠缺，后者则突出儿童文学的简单贫乏。从这个意义上讲，“儿童文学是一个信息贫民窟，既是隔离的又是被隔离的”（约书亚·梅罗维茨）。媒介理论在此显示出某种洞察力，但对造成儿童文学特殊性的根本原因——童年观——缺乏深入省察。作为以儿童为专门创作对象的文学，它跟儿童专享的玩具、游戏、服饰、节目及课程等一样，其后隐含着成人对于儿童的想象与期待，而童年观也内在地决定着儿童文学的精神特质。

　　童年观不仅是一种形而上的假设，更是一种实践力，因为它预设了儿童的阅读能力，也设定了儿童文学的美学原则，并可能通过阅读实践把这些预设变为现实。童年观不但可以隔离儿童与成人，也隔离不同年龄的儿童。文学的分级阅读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能否认它提供了基于某种科学理论的阅读参照，但对其局限或者说可能的后果亦应有清醒的认知：不仅成人不再读儿童的书，而且年长儿童也不再读年幼儿童的书，儿童的文学趣味与阅读能力就依据年龄段的分级而细化了，也武断了。这种精细划分未必就是对各年龄段孩子阅读本质一劳永逸的客观反映。当成人不再读儿童的文学，5岁的孩子不好意思去听封面上印有4岁孩子标签的故事，从而被隔离在一岁差距的门外，这亦可能是某种童年想象与分级阅读造成的结果。儿童内部的分化与隔离，不过是成人与儿童隔离的进一步延伸。这样也造成在被隔离的儿童文学“贫民窟”之中，又有了相对独立的更小的“贫民窟”，用以容纳不同年龄段的孩子。2014年在韩国举办的第三届世界儿童文学大会，主题就是“文学：为孩子种梦”，儿童文学被称为“赋予梦与希望的文学”，但“信息贫民窟”的忧虑使得这个主题并不像看起来那样浪漫单纯。

　　专门针对儿童的文学与现代儿童观的确立密切相关。现代以来，童年与成年的隔离就建立在对儿童“异质性”身份的认定上，这也是成人与儿童“二分”的前提基础，儿童文学不过是这种“二分法”在文学领域的产物。在这种童年观的前提下，不管童年的纯真是否值得尊重，童年都未被视为一个值得永久停留的阶段，童年与成年之间的距离必须被跨越，因此童年需要“教化”，对儿童所要播种的梦与希望亦孕育其中，儿童文学隐含着精神教养。西方19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儿童文学的制度化，是伴随着格林童话的7次修订得以确立的，这个时期儿童文学故事里就普遍存在着对儿童“想象力的驯化”。而19世纪后半叶，随着反思的深入与想象力的解放，文学开始质疑以现代文明“教化一个男孩”的必要性。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对教化本身的质疑很快被“如何教化”的热情所取代，儿童文学也陷入对教化手段“有效性”的探究之中。

　　虽然今天儿童已经“被发现”并被称作现代意义上的主体，但儿童是否真的获得了尊重仍然是个很可疑的问题。当我们以“种梦者”的身份、以文学的方式去填充或建构儿童的某种主体性时，是去建构我们想要的儿童主体性，还是儿童天性和潜力充分开掘的主体性？换言之，儿童文学是要帮助我们劝服儿童成为我们所希望的样子，还是帮助儿童成为他们自己？将天真、无知、脆弱等视为童年的本质，使得儿童在享有更多关爱的同时也受到更多限制，尤其以“爱”为教化手段时，儿童往往都会乖乖就范，在故事结尾变成一个“好孩子”，同时让故事外的小读者分享和认同这一标准化的童年，从而极大提升了儿童规训教育的有效性。因此有理由追问：儿童文学将童年“纯真”的假设本质化，是否有可能把对童年的过度保护与控制合理化，从而强化社会规训的“正当性”，进一步造成儿童天性合理发展的弱势地位？当儿童文学蜕变为这样一种有效教化方式时，它所编织的梦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属于儿童自己的？

　　事实上，成人的“捍卫童年”常常与儿童的“逃离童年”形成反讽式对照。在朱迪·布卢姆的儿童故事《超级骗子》中，5岁男孩早已知道圣诞老人不存在，为迎合成人对自己“天真可爱”的愉悦想象，便假装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以取悦父母并得到期待中的圣诞礼物。这是儿童的天真还是成人的天真？儿童文学是否还要继续“纯真”地“假装”下去？对儿童文学特殊性的过度强调，还隐含着另一种危机，就像游戏史中提到的“滚铁环”游戏，它从中世纪末成人与儿童共享的游戏，到17世纪末的儿童专有，滚铁环的孩子也越来越少，最后这一游戏终于被抛弃。这或许证明了一个真理：玩具要引起儿童的注意，它应该让孩子们想到这东西与成人世界有点关系。那么同理，当儿童文学意味着是儿童唯一能够阅读的文学以及只有儿童才阅读的文学，是否儿童也要抛弃这样的儿童文学？因此，在尊重儿童与成人、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必要界限的前提下，寻找二者之间可以对话的语言才更具现实意义。（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