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理性、自立、合作的国民精神，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国气象。从这个角度看，每个公民都应该自觉地参加精神的成人礼。

　　我们虽然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但现代化的历程并不算长。从国民性的角度看，许多人还处于精神上的未成年状态。如果能创建一种精神上的现代成年礼，那么，许多人可能会获得自我衡量的当代尺度。

　　自晚清时期起，启蒙思想家就致力于以现代国民精神取代臣民理念。在阐释国民性时，维新派的领军人物梁启超曾说：“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在这种理想的引导下，中华民族踏上了精神上的革新之旅。虽然这个过程屡次被战争和内乱打断，但它还是到了重要的关节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我们的国民精神获得了实质性的提升，相当一部分个体日益冷静、理性、笃定、宽容、开放，表现出令人欣喜的大国风范；不过，由于复杂的因缘际会，许多国民依然缺乏进行缜密思考的能力，仍旧难以真正站立起来。于是，如何从总体上提升国民精神，仍是我们必须正视的课题。

　　以梁启超所倡导的精神尺度衡量某些国民，不难发现某种重要的欠缺：涉及法律、道德、风俗、文学、艺术时，他们依旧不能做出理性的判断，仍然习惯于听命于强者。一旦失去了强者的引导和约束，他们便会或者茫然失措，或者任性而为。为了弥补自己的欠缺，这些人总是唯强者的马首是瞻。当身边缺乏可以跟从的强者时，想象强者便成为他们公开或隐秘的事业。在他们眼里，强者无论好坏，都会无所不能，分别抵达至善和极恶之境。无论是好人中的翘楚，还是恶徒中的极品，都会成为他们膜拜的对象。最终，无数与你我一样的个体（如“泡面哥”）登上神坛，寄托他们的心愿。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显然是精神不成熟的标志。无论生理年龄如何，拥有此类心态的人显然还未进入精神上的成年期。

　　事实上，对强者的过度想象反映了自立精神的缺席，折射出理性思维能力的不足。只要简单地运用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创立的三段论，许多流传甚广的微型神话就会破灭：任何人都仅仅在宇宙中占据有限的位置，既不能全知、全能、全善，也无法成为魔力无边的恶神。人的社会位置或许各不相同，但就其本性而言均是个体。由于个体的位置无法重合，因此，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谁可以代替别人去生活。从这个角度看，自我站立、自我引导、自我承担是人的终极命运。意识不到这个事实意味着不成熟，回避它则意味着懦弱。与其等待各种神人降临，不如踏踏实实地提升自己的精神高度。一个人的成熟虽然不等于一个民族的成熟，但却可以增加国民性的成熟度。从这个角度看，学习自我站立、自我引导、自我承担是个体为民族负责的当代方式，也是在精神上长大成人的前提。

　　在古代中国，社会曾为进入青春期的个体举行庄严的成年礼：“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将责四者之行于人，其礼可不重欤？”（《礼记·冠义》）现代社会的成年标准虽然不同，但相应的期待依然存在。有了理性、自立、合作的国民精神，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国气象。从这个角度看，每个公民都应该自觉地参加精神的成人礼。即使没有宏大的外在仪式，我们内心深处的升华也具有值得珍视的价值。（作者系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