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学术史研究可以关起门来，“就学问谈学问”，既不现实，也不可取——

　　所谓学术史研究，说简单点，不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叙述师承、剖析潮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此乃学术史的基本功用。至于压在纸背的“补偏救弊”、“推陈出新”等良苦用心，反倒不必刻意强调。因为，当你努力体贴、描述和评判某一学术进程时，已有意无意地凸显了自家的文化理想及学术追求。

　　其实，此举并非今人的独创。起码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已着先鞭，更不要说梁启超、钱穆各自独立完成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至于国外，同类著述也并不少见，单以近年译成中文的为例，便有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丹尼尔的《考古学一百五十年》、尼古拉耶夫等的《俄国文艺学史》、勒高夫等的《新史学》，以及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等。

　　即使如此，90年代中国学人之热衷于谈论“学术史”，依然大有深意。一如黄宗羲之谈“明儒”、梁启超之谈“清学”，今日之大谈学术史，也是基于继往开来的自我定位。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并解决自身的困惑，这一研究策略，使得首先进入视野的，必定是与之血肉相连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

　　当初梁启超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只是其拟想中的《中国学术史》之第五种；今人之谈论“学术史”，自然也不会以“二十世纪”自限。本丛书不只要求打通古今，更希望兼及中外——当然，这指的是丛书范围，而不是著述体例。

　　无论是追溯学科之形成，分析理论框架之建构，还是评价具体的名家名著、学派体系，都无法脱离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确实颇多牵连。不只是外部环境的共同制约，更有内在理路的相互交织。想象学术史研究可以关起门来，“就学问谈学问”，既不现实，也不可取。

　　正因如此，本丛书不问“家法”迥异、“门户”对立，也淡漠“学科”的边界与“方法”的分歧，只要是眼界开阔且论证严密的学术以及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著述，均可入选。也许，话应该倒过来说：欢迎有志于通过触摸历史、感受传统、反省学科进而重建中国学术的学人，加盟此项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文化工程”。（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本文为北京大学出版的《学术史丛书》总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