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乡贤，是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文件如此阐述：“创新乡贤文化，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

　　如今的新农村建设，正迈向“看得见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的新阶段，内涵也更加丰富。要将昔日“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感叹，彻底转化为“农民真好，农村真富，农业有希望”的赞叹，“三农”工作需要呈现新局面，实现由“物”到“人”的全面现代化。

　　这意味着，农村要发展，带头人很重要。前阵子热播的电视剧《老农民》也反映出，农村现在迫切需要有好头脑的村支书，需要配合意识强、扎实肯干的村委会主任。这样，才能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搭起舞台唱好戏，让放开农民手脚，过上好日子。

　　乡贤，无疑就是凝聚这样期待的带头人。所谓“乡贤”，就是指本乡本土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深被本地民众推崇敬重的贤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乡贤在维系基层社会运转方面，曾扮演过极其重要的角色。乡贤虽不是官员，手中没有被明确赋予的权力，但是，民意推崇让他们拥有基层社会认同的“天然”权威，在社会建设、风习教化、乡里公共事务中成为主导力量。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创新乡贤文化”，就是赋予乡贤更多的时代精神和公共责任，来让农村基层党建得以加强，让农民综合素质得到提高，让农村社会文化土层得到更好涵养，为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劲动力。

　　“其绅士居乡者，必当维持风化，其耆老望重者，亦当感劝闾阎，果能家喻户晓，礼让风行，自然百事吉祥，年丰人寿矣。”这句话说的就是乡贤在道德方面的影响。倡导乡村建设的著名学者梁漱溟也这样说过，“士人居四民之首，特见敬重于社会者，正为他‘读书明理’，主持风教，给众人作表率。有了他，社会秩序才是活的而生效。夫然后若农、若工、若商始得安其居乐其业”。

　　乡贤可以发挥的作用，并不止于道德教化。梁漱溟讲的乡村建设，是以解决文化问题为中心的社会建设，其目的不止在文化本身，而是对社会、政治、经济诸问题的综合解决，是“从乡村开端倪，来创造一个新文化，创造一个新社会制度”。事实上，不论是当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试验，还是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实验，以及费孝通对家乡苏南的观察，都表明，那种根植乡土的乡贤文化，能让人崇德向善，见贤思齐；那些有见识学识的乡贤，在参与农村社会改造中能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这些年，不时有人会发出“故乡沦陷”的悲叹。这里所谓的“沦陷”，主要聚焦于乡村的伦理道德出现滑坡，一些农民徘徊于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地带，人心幽暗，行为失序，制造出人性伦理悲剧。此外，一些地方乡村“沦陷”，还体现在一些恶霸横行乡里，欺男霸女，鱼肉百姓。这种情况出现，就与一些乡村掉进“恶霸治村”“地痞当道”的泥潭很有关系。这样的乡村治理局面，当然就会使乡村建设失去文化和法治的滋养。没有文明精神和法治意识的乡村强人，又何谈发展农业、富裕农民、建设农村？

　　为此，提倡创新乡贤文化，呼吁“新乡贤”归来，来传承文明，支持建设，就是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创新乡贤文化，也就是要注入新的时代价值元素，让传统文化伦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完美对接，让乡贤文化积极呼应文明与法治；呼唤乡贤归来，在新历史条件下，也就注定要有更加开放包容的精神，让乡贤主体范围不断拓宽，以乡情乡愁为纽带，以制度激励为动力，让那些从乡村走出来的专家学者、企业家、科技工作者、海外华人华侨等等，都能积极参与对城乡资源要素的统筹协调和优化配置，为“三农”领域的改革发展作出新贡献。

　　创新乡贤文化，期待“新乡贤”归来，返回故乡，反哺桑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