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古代著名君王戒日王（Harsavardhana或＇sīlāditya，590—647）是中印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曾三次派遣使臣到达中国，与唐太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戒日王还是一位杰出的梵语剧作家，有《龙喜记》《妙容传》《璎珞传》传世。这三部梵剧既有独特的文学造诣，又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

　　戒日王属刹帝利种姓，公元590年生于萨他泥湿伐罗城（Sthāne＇svara，今塔内莎尔，Thānesar），在605年前后即位，继而定606年为喜增元年，卒于647年下半年。戒日王信仰象征战争的湿婆、象征王权的吉祥天女、家族崇拜的太阳、维护王国稳定的蛇、安抚民众的佛陀、迷惑民众的幻术等等，可概括为泛印度教的帝王信仰。

　　戒日王在萨他泥湿伐罗国获得王位后，又得到了羯若鞠阇国的控制权。而后，他凭借父兄的军队和鸠摩罗王的盟军，通过“象不解鞍，人不释甲”的征战，使戒日帝国的疆域从即位之初的两个王国扩展到玄奘访印之时以中印度、北印度为主体，以恒河和阎牟那河流域为核心，包括东、西印度部分地区在内的广大区域。

　　隋唐年间，中印的民间交往日益频繁。玄奘访印之时，唐太宗主持修造的《秦王破阵乐》已传入印度。玄奘与戒日王的会晤最终促成了中印的官方往来。从《法苑珠林》《旧唐书》《新唐书》等史料可知，641年至648年的八年间，戒日王与唐太宗互派使臣达六次之多，其中二人各发使三次，平均一年零四个月一次。印度历史上的著名君王戒日王，也因此与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帝王唐太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戒日王第一次派遣使者的时间为初晤玄奘之后，于641年下半年抵达唐都，持续时间只有数月。这次出使内容并不丰富，很可能仅包括一封以戒日王名义发出的官方书信，信中戒日王自称“摩伽陀王”，并无实际贡物。

　　唐太宗遣使回访的时间不晚于642年。“帝（太宗）命云骑尉梁怀璥持节尉［慰］抚。”（《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唐太宗）遣果毅何处罗拔等厚赍赐其国（罽宾），并抚尉［慰］天竺。［何］处罗拔至罽宾，王东向稽首再拜，仍遣人导护使者至天竺。”（《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无论从官阶，还是从慰问等级的轻重厚薄或是出访的具体内容，都可看出唐太宗第一次遣使的主要目的是厚赐罽宾，次要目的才是抚慰天竺。何处罗拔是整个出使行动的正使，梁怀璥为副使。何处罗拔出使罽宾后，并未前往天竺。因此，梁怀璥又是出使天竺的正使。

　　唐太宗对天竺的这次仅仅为外交礼节的慰问，带给了戒日王极大的震撼：“尸罗逸多大惊，问诸国人曰：”自古曾有摩诃震旦使人至吾国乎？‘皆曰：“未之有也。’乃膜拜而受诏书。”（《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戒日王的恭敬姿态也给太宗的使者乃至太宗本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从而推动了中印的官方交往，使得作为“厚赐罽宾”之副产品的“抚慰”升级为一次旷日持久的正式访问。

　　戒日王二使的时间约为642年。“（尸罗逸多）复遣使者随入朝。”（《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史书中没有记载戒日王二使的细节，然而戒日王对待太宗一使及玺书的态度极大地“取悦”了唐王。这不仅使戒日王的第二次遣使具有重要意义，也使得唐太宗把中印交往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并决定正式派遣使臣访问天竺。

　　唐太宗的第二次遣使是太宗一朝最为重要的中印外交活动，持续时间长，出使内容多，留下的史料也相对丰富。唐太宗二使的出发时间为643年农历三月，于当年农历十二月（即644年初）到达印度，归国时间在645年农历二月十一日之后。使臣共二十二人。正使为卫尉丞李义表，副使为时任融州黄水县令的王玄策，此外还有书写大觉寺碑的典司门令史魏才和匠人宋法智等二十人。

　　唐太宗二使的官方目的是“送婆罗门客还国”（即戒日王二使的使者）和“取熬糖法”，还包括“愍其忠款，遐轸圣虑”，“礼之甚厚”，并受到戒日王君臣的“郊迎”“纵观”“焚香夹道”“东面拜受敕书”等盛情礼遇（《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而后，大唐使臣“巡省佛乡，览观遗踪”。具体内容包括观礼佛足迹石、鹫峰山刻铭及大觉寺立碑。

　　戒日王三使于647年上半年到达中国。史书中明确记载了戒日王此次遣使携带的贡物：“（尸罗逸多）复遣使献火珠及郁金香、菩提树。”（《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唐朝时期，火珠仅见于西南各国，中印度并不盛产，可见为稀有宝物。印度传统认为不能将印度花果的种子带离本土。而戒日王既献火珠，又献上郁金香和菩提树，表明戒日王促进中印交往，心意至诚。

　　647年上半年，唐太宗第三次遣使印度。王玄策一行三十余人，先到达四天竺，得到诸国朝贡。其后，还未到达中天竺，就得知戒日王驾崩，国中大乱。乱臣阿罗那顺篡立，发胡兵擒获王玄策随从，“尽掠诸国贡物”。王玄策“挺身宵遁”，向吐蕃借精兵一千二百，向泥婆罗国借七千余骑，章求拔国亦发兵来赴，遂大破阿罗那顺。648年农历五月二十日（6月16日），王玄策返回长安，献俘阙下。

　　唐太宗三使为戒日王三使的回访。戒日王三使进献火珠、郁金香、菩提树，唐太宗此次遣使，也一定答以厚礼，只是未见于史籍。唐太宗二使李义表还奏称东印度鸠摩罗王希望得到老子《道德经》梵文译本。唐太宗遂诏令玄奘主持翻译。王玄策此次出使很可能携带了《道德经》梵本并赠予鸠摩罗王。王玄策破阿罗那顺之后，鸠摩罗王送牛马三万，及弓、刀、宝璎珞等馈军，并献异物、上地图、请老子像。

　　戒日王三次遣使，从国书朝贡，到进献宝物。唐太宗三次遣使，从兼访到专门遣使；从短暂的“玺书慰问”到“礼之甚厚”和长达一年多的“巡省佛乡”；使者的官阶从低到高，使者的人数从少到多，出使的内容从单一到丰富。从民间的交流，到求法僧不畏艰险西行求法，再到官方使臣频繁往来，中印的关系仿佛从冬眠的湖水一下子变成了波涛汹涌的江河。641年至648年，是中印交流史上的黄金时段。

　　戒日王统治印度四十余年，在印度中心地带建立盛极一时的强大王国。戒日王留下248枚银币、1枚金币、6件铭文、3部梵剧、若干诗作，是波那的历史传记小说《戒日王传》的主人公。他的名字在七世纪印度的铭文和后世的梵语文学理论著作中被一再提起。戒日王与唐太宗互派使臣。在玄奘的求法纪行和后代的官修史书中都留下了有关戒日王的记载。所有这些使得戒日王成为印度古代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史料丰富的国王。

　　在文学艺术方面，戒日王的宫廷文人波那创作了印度历史上最优秀的梵语长篇传记作品《戒日王传》和小说《迦丹波利》，宫廷文人摩由罗则创作了梵语诗集《太阳神百咏》。戒日王本人也是杰出的梵语戏剧作家：《龙喜记》是一部独特的传说剧；《妙容传》第一次运用“胎戏”的表现手法；《璎珞传》构思精巧，语言优美，严格遵守梵语戏剧规范，成为后世文论中引用的典范。（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