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一向是重视创新的，所以虽然历代都在强调重本（农业），但是社会、经济、生产一直还按照固有的规律往前走，于是才有了汉唐盛世和发达的文明。只是到了近代，因为一个突然而偶然的事件把我们一下子甩到后面，这个事件就是蒸汽机的发明和工业革命。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英雄气短，自愧弗如，几乎一切都在仰仗着西方。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固有的创新精神有待唤醒、激励和扶持。要静下心来思考如何打破常规，在体制机制和观念上进行创新。而在思考、研究、试验和适应的过程中，总需要有一个立足点，我认为，这个“点”就是我们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站在这个支点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把世界上适合我们的东西拿过来为我所用。

　　中国正在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全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结构转型，原来隐含的风险已经成为现实的多重严峻挑战。主要靠经济要素投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必须转向创新驱动。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做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措施尽可能减少负面的影响。当前的主动转型和调整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性、长时间的决策，因此我们要彻底打消暂时对付难关、忍一忍的心态。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战术上高度重视防范风险，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这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经验在经济领域里的运用。战略上藐视，由何而来？由自信而来。这种自信又由何而来？由对我们所走的道路、所秉持的理论和所建立的制度的自信而来。在这三个自信背后，最根本的则是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因为那三个“自信”，都根植于民族历久长新文化的基础上，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特征，最终都体现于对价值的判断。

　　任何事物都有多重的价值，至少可以分为经济、社会、审美和伦理等几种价值。这里所说的价值判断主要是指伦理道德的价值。中华文化自古以人为本，把人看成宇宙间种种复杂关系的交集点，把处理好这些关系作为第一要务，处理的原则是“和”，是“中”，不走极端，合作共赢。社会中的个体对他人的态度则应该是仁、义、诚、敬。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意思是人与禽兽差别很小，就在于有没有人文。儒家学说400年前传到了欧洲，从那时候到现在，一直受到欧洲学者和传教士的称赞，包括对中国文化颇有偏见的黑格尔也承认孔子关于伦理的教导是有益的。

　　与之相对立的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美国。美国建国的思想基础是个人主义，这当然有历史、宗教和文化的根源，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230多年来，美国从来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国家，至少在内政上是如此，这是和个人主义密切相关的。因此，他们从来没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也不会轻易接受这些观念。

　　20多年前我访美的时候，一位著名的教授对我说：“个人主义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但是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癌症！”当时我对他的话还理解不透，经过二十几年对美国和世界的思考，才觉得他的话一针见血。现在我们所熟知的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危机转移、贫富悬殊等，以及对外的双重标准、穷兵黩武，无不由个人主义所延伸。针对当前社会的情况有三个选项可以选择：其一完全靠法，这样法律和程序会越来越繁杂，永无止境，于是国家掉进“法律陷阱”；其二是完全依德，事实证明这也不能制止社会上所有违法的行为；最后一个选项是修德，再以法律为人行为的底线，换言之，依德依法二者综合互补。这样，民族的创造力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与提升。（作者为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