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高干会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书面报告。

图为毛泽东的草稿（局部）

　　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用整风精神澄清历史是非、检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有力地推进了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对全党整风运动产生了示范作用。其召开的方式和体现的精神，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针对陕甘宁边区工作中出现的偏向和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召开西北局高干会

　　陕甘宁边区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在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年代之后，出现了一些影响边区工作和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边区的统一领导问题。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为了战胜抗日根据地面临的严重困难，决定实行一元化领导，“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但是陕甘宁边区在党政军民关系中存在一些不协调的现象。同时，“内战时代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即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仍大量残存，官僚主义的作风也还程度不同地存在。

　　二是对西北历史问题存在争议。1935年“左”倾路线领导人在西北苏区实行大规模“肃反”，刘志丹、张秀山、习仲勋等西北苏区的主要开创者和领导人被逮捕关押，200余名忠于革命的领导干部罹难，造成西北苏区即将倾覆的严重危机。中共中央恰在此时到达陕北，立即停止和纠正了这个“肃反”。但由于当时形势和条件限制，这次“肃反”没有被彻底否定，对被错误“肃反”人员的工作安排“存在着不公平”。这种情况，受到“肃反”迫害的同志颇不满意，“肃反”领导人也拒绝承认错误并推卸责任，由此导致思想波动，不时引发争论，影响工作。

　　三是为了防御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中共中央调回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等部队，同时针对敌后抗战严重困难的形势，抽调一些干部到延安学习，结果边区脱产人员增加，财政困难，出现人民群众负担加重、各方面特别是军队因供给不足而不满意的现象，军政军民关系因此出现一些矛盾。

　　有鉴于此，1942年8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召开西北局高干会议，议题是整党、整政、整军、整财经、整关（党政军民关系）、整民（人民团体领导机关）、整学（学习），目的是整顿作风，理顺关系，加强陕甘宁边区的工作。

　　会议以整风的形式举行，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分辨是非，提高认识，解决问题

　　西北局高干会议于10月19日开幕，1943年1月结束，历时88天；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系统县团级以上干部266人与会，中央学习组、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部分领导干部209人列席会议。会议的规模之大和时间之长在陕甘宁边区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会议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讨论西北苏区历史是非，总结经验教训。会议伊始，由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报告整党问题。但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与会者纷纷要求用整风精神来研究西北苏区历史的经验教训，解决过去的争论，达到思想上的一致。大会主席团接受了这些意见，会议于是由整党问题的讨论转为结合西北革命历史进行整风的大会讨论。习仲勋、张秀山、贾拓夫、马文瑞、张邦英等46人在大会上发言，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揭发和批判党内“左”倾错误领导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肯定以刘志丹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西北苏区的重大作用，对历史上的是非问题进行了辨析。会议充满民主气氛，允许互相辩驳。执行“左”倾路线的一些领导人多次发言，解释问题或阐述个人认识，并且都有程度不同的自我批评。11月17日和18日，高岗代表西北局做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这个报告由胡乔木、贾拓夫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综合整理、经过许多人反复讨论，最后得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批准，实际上是代表中央对边区历史问题作出正式结论。

　　第二，检讨了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党内存在的主要偏向。从11月24日起，会议转入检讨抗战以来边区党内的思想倾向和在政策上、组织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林伯渠、陈正人等分别做了关于统一党的领导问题、关于整顿政府和关于整顿民众团体的报告。与会者结合这些报告展开热烈的讨论，70多人在会上发言，对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残余、政策上的糊涂观念和组织上的闹独立性、自由主义与军阀主义现象的问题，对在党政军民相互关系中存在的缺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深刻的自我批评。为了纠正存在的偏向和问题，会议在组织上作出四点决定：其一，边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工作都统一于西北局领导；其二更加密切军队与地方的关系；其三，要克服党政军民各部门本身组织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其四，整顿党的组织，重新登记党员。为此，党、政、军三方面分别召开了地委、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专员、县长联席会议和军政干部会议，根据会议精神分别讨论和布置了各部门的工作。

　　第三，明确了边区今后的基本任务。这是大会的最后一个主要议题。当时，财政经济困难是陕甘宁边区面临的突出问题，也是引发党政军民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解决这个困难的意见则各不相同。为此，毛泽东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会议撰写《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经济工作方针，特别强调了认真做好经济工作在全局中的极端重要性。与会人员经过充分讨论，完全接受毛泽东报告中的意见，认为生产与教育是边区当前的主要任务，而“生产更有决定性”， 明确发展生产是边区党的基本任务。为此，大会奖励了在生产、财经工作中成绩卓著的王震、习仲勋等22位同志和延安县、三五九旅、延安县南区合作社等集体，对6个假公济私贪污腐化的干部进行了处理。

　　会议取得了重大的成效，其成功的经验值得重视和借鉴

　　西北局高干会取得了积极的影响、重大的成效。

　　第一，解决了影响陕甘宁边区工作的重大问题。解决了边区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明确了边区当时任务的主要方向（生产与教育），边区党在思想上、路线上、政策上和组织上得到统一，“气象一新，各事均好办了”。陕甘宁边区后来发展的历史，对此做了充分的证明。

　　第二，推进了边区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高干会是在边区开展整风运动的基础上举行的，会议清算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在边区党历史上的危害，用整风精神检讨了当时党内存在的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倾向，对之开展了积极的思想斗争，在提高高级干部思想认识的同时向他们昭示了下一步开展整风运动所要克服的实际内容。

　　第三，对全党整风产生重要影响。会议揭发的“左”倾路线给西北革命和根据地造成的严重危害，震惊与会人员。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说，大部分同志深深懂得，党的路线正确与否对革命成败有决定的意义，加深了他们对整风运动重大意义和必要性的认识，提升了他们参加整风运动的自觉性。

　　西北局高干会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和直接领导。毛泽东出席开幕式和闭幕式，在会议期间作了《关于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和《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重要报告；任弼时自始至终参加并领导会议，做了代表中共中央意见的《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朱德、刘少奇、陈云、彭真、叶剑英、贺龙、吴玉章、徐特立等领导人也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二是把整风与边区实际存在的问题结合起来。毛泽东在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指出：此次会议“应该是整风学习的考试”。会议坚决贯彻了这个精神，实行广泛的民主，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大检查、大整顿，着重从思想认识的角度检讨党内外所发生的一切问题，通过积极的思想斗争解决分歧，提高认识。西北局高干会因其重大成效而留名史册，其经验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永远重视和汲取。（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