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天堂蒜薹之歌》英文版封面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给中国人带来了莫大的欣慰，继之而起的各种言论则很容易模糊受众的判断力。仅就莫言作品的外译与其获奖的关联而论，就有《成就莫言的翻译家们》《莫言诺贝尔奖“背后的功臣”：各国译者功不可没》等文章相继见诸网媒。一时间，人们似乎认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全仰仗翻译的“媒婆”作用。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其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有关，正是这些翻译文本让世界各地的读者认识了莫言，使其人其作获得了一定的国际认同。据悉，参与莫言文学作品翻译的译者队伍有瑞典的陈安娜，她在瑞典出版了《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三本莫言小说翻译的单行本。陈安娜认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只是时间早迟的问题。美国汉学家葛浩文被媒体称为“莫言唯一首席接生婆”，虽然夸大了个人对莫言作品海外传播的作用，但莫言小说葛译本的功力由此可见一斑，他翻译了莫言的《红高粱》《酒国》《生死疲劳》和《檀香刑》等作品，认为莫言的作品有历史感和道义感。法国汉学家诺埃·杜特莱翻译了莫言的《酒国》《丰乳肥臀》《四十一炮》和《师傅越来越幽默》，他曾到访过莫言的家乡，认为莫言的小说在思想和表现方式上非常独特。此外，日本的井口晃、俄罗斯的叶戈罗夫等也在各自的国家翻译出版了莫言的小说，很多译本显示出译者超凡的创作能力，推动了莫言小说在海外的传播和接受。

　　莫言小说在国外的大量翻译是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原因，而非关键因素。在翻译活动中，优秀的译者必然会在选材上体现出别具一格的眼光，挑选在源语国居于优秀行列的作品来翻译。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在引进外国文学作品时秉承的一大原则，胡适要求“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即是言说此理。难道外国人在选择中国文学进行翻译的时候还会降低选材的标准吗？有学者认为莫言获奖得益于优秀的翻译者，并从中得到所谓的启示，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如果要获得更多的荣耀，恐怕我们要培养更多优秀的翻译家，也要去发现更多优秀的汉学家，把中国的优秀作品翻译成外文。如果没有翻译这个渠道，我们要得国际大奖是不可能的。”过度偏执于翻译一端，忽视了翻译过程中原作的主导性及其对译者创造性的限制作用，把莫言的成功视为优秀的“翻译家”和“汉学家”的作为，就会步入本末倒置的境地，殊不知再巧的“妇”也难为无米之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中国作家的创作动机和目的难道就是依靠翻译去赢得“国际大奖”吗？这里显然透露出我们所持的弱势文化心态，强调中国文学要在追随西方认同的道路上发展，忽视了文学的民族性和地缘性特征。翻译说到底只是中介，如钱钟书所说“是个居间者或联络员”，不能从根本上美化或淡化莫言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莫言获奖得益于作品的外译和传播，而译者之所以选择莫言而非他人的作品进行翻译，实乃因为原作的感染力，根本原因还在于作品的质量。

　　培养更多优秀的翻译家和寻找更多优秀的汉学家，不是解决中国文学国际认同的主要出路，中国作家也难以藉此获得更多的国际大奖。文学翻译是一项社会性很强的文化交流活动，它涉及原作、译者、翻译过程、译作以及译作的传播和接受等多个环节，而所有这些环节都会受到译语国“赞助人”系统的制约。翻译文化学派领军人物安德烈·勒非弗尔对赞助人作过这样的界定：“赞助人可以是个人，比如麦迪琪、麦西那斯或路易斯十六；也可以是群体，比如宗教组织、政治党派、社会阶层、皇家朝臣、出版机构或媒体（报纸、杂志和影视公司），等等。”正是这些赞助人决定了翻译选材、翻译改写和翻译的传播接受。同时，赞助人一般注意作品的思想意识而非作品的文学性，由于译者希望自己的翻译作品出版，所以他在作品翻译过程中的自由度就会受到相应的限制，其有限的“重新改写原文，目的是为了取悦于新的读者。”从这个角度来讲，莫言作为一个东方作家，西方汉学家对他作品的翻译必然会受制于西方文化语境下的出版和接受实情，而且为了赢得更多的读者，译者必然会在翻译过程中对莫言的小说作适当的加工，使之在异质文化中找到生存空间。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外国评论者认为莫言的小说充满了魔幻或幻想色彩，而不是现实主义色彩，因为外国译者始终怀着东方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并翻译莫言的小说。

　　论述至此，就涉及谁翻译、翻译给谁看的问题。再优秀的中国翻译家，也许因为无法满足西方人猎奇的眼光或固有的审美习惯，都难以让莫言这样的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翻译作品是经民族文化过滤后的产物，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是原作在译语环境中的妥协行为，中国人翻译中国作品给外国人阅读，难免因为文化和审美的差异而无法达到“视线的融合”，译作的生命力也会相应地受到折损。中国文学面对翻译的两难处境由此而生，一方面中国人自身的翻译可以减少外国人对作品和中国文化的误读，但却难以在审美和文化层面让译作得到认同；另一方面，外国人的翻译可以让中国文学赢得更多的他文化认同，但却会增加外国人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误读。如此这般，中国作家依靠翻译来实现海外认同的道路充满曲折乃至扭曲。中国作家应该扎根于自我文化的现实土壤中，凭借作品的优秀特质来吸引外国读者，而不能将翻译中介视为走向国际化的救命稻草，莫言的成功也正好印证了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