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史学的发达举世公认。西周初年，就产生了内容极其珍贵、编纂体例高明的经典史籍《尚书》。此后，经过历代史家不懈努力，史学成为中国传统学术中发达的学术门类，不但鸿篇巨制不断涌现，而且内容丰富多样、编纂形式各擅其长、体裁种类琳琅满目。与西方史学相比，历史编纂是中国史学最为优长和最具特色之所在。

　　历史编纂决非简单技术问题

　　《四库全书总目》将历代史籍区分为15类：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杂史、别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梁启超《新史学》则将史书体裁区分为10种：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政书、杂史、传记、地志、学史、史学、附庸。风格各异的历史著作形式是无比宝贵的文化遗产。

　　史书体裁的丰富多样显示出中华文化的巨大创造力。客观历史是复杂丰富、多维度演进的。古代史家所创立的每一种重要史书体裁，都表明史家是采用某一独特视角去观察和记载历史。如，编年体主要从时间维度、按年代先后记载历史；纪传体主要从人物活动维度、以众多历史人物的参与和成效记载历史；纪事本末体主要从事件维度记载历史；典志体主要从典章制度和社会情状维度记载历史。如此等等，最终形成体裁多样、繁花竞放的局面。每一种体裁都有成功之作世代流传。这些名著是史家呕心沥血著成的，其成功体现了进步的史识、渊博的学识、高明的治史方法、合理严密的编纂方法。

　　以往一般认为，史书的体裁体例似乎只关乎技术问题，其实决非如此。史书的体裁体例与其内容、思想是辩证统一的，组织形式的运用、结构体例的处理体现出史家的史才、史学、史识，包含着多方面的思想价值和深刻的哲理。白寿彝先生曾说：“史书的编纂，是史学成果最便于集中体现的所在，也是传播史学知识的重要途径。历史理论的运用，史料的掌握和处理，史实的组织和再现，都可以在这里见个高低。刘知几所谓才、学、识，章学诚所谓史德，都可以在这里有所体现。”这一论述对于我们有深刻启发。我们应当对历史编纂学的内涵和意义重新给予恰当定位：历史编纂学是一个时代史学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也是衡量史家的史才、史学、史识、史德达到何种水平的有效尺度。史家再现历史的能力如何？其史著传播历史知识的效果如何？在这里都直接受到检验。历史编纂学既是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又是研究史学发展的新颖视角和重要方面。通过研究历史编纂学，可以拓展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因而是新的学术增长点。

　　从编纂思想入手揭示史学名著成功的真谛

　　我们对多部传统史学名著作深入个案研究后发现：历史编纂每一项卓有成效的改进和每一种新的史书体裁的创立，都是因为史家对于客观历史进程有了新认识，而后才在史书结构或叙述范式上采取了新的表述方法；都是因为编纂思想更加进步、合理、严密而带来的成果；都是史家在哲理上获得新灵感的体现。研究历史编纂学，探讨史家编纂思想的成就是关键环节，研究史家在体裁运用、体例处理上的具体做法也只有结合其思想观点上的创获才能有恰当的理解和合理的解释。我们应把从编纂思想入手揭示史学名著成功的真谛，作为推进历史编纂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所谓编纂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史家著史的立意，最著名者如司马迁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光之“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二是史家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理解，并在史著中努力加以凸显的。三是史家为了达到再现客观历史的复杂进程，如何精心运用体裁形式、进行体例上的处理。四是史家的编纂思想如何与社会环境、时代条件息息相关。以下，不妨以《史记》和《汉书》为例进行探讨。尽管这两部名著以往的研究成果都很可观，但如果从编纂思想入手揭示其成功的真谛，仍能得出许多新认识。

　　《史记》中设有《秦始皇本纪》，其前面又设有《秦本纪》，这本是司马迁的精心安排。可是以往有的评论家却不理解，批评司马迁“自乱其例”。如刘知几根据“以天子为本纪，诸侯为世家”的标准，批评《周本纪》记文王以前和《秦本纪》设立不当。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也有类似指摘：“秦虽嬴政之祖，本西戎附庸之君，岂以诸侯之邦，而与五帝三王同称‘本纪’，斯必不可。可降为《秦世家》。”刘知几、司马贞等拘于“本纪”只能用于天子、表示至尊这一“史例”，要求削足适履，让内容去迁就形式。司马迁创立“本纪”，固然用以代表帝王处于封建政治等级结构的顶端，而更重要的是，“本纪”在全书中起到史事总纲的作用。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论《秦本纪》撰述义旨时说：“维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义，悼豪之旅；以人为殉，诗歌《黄鸟》；昭襄业帝。作《秦本纪》”。这就点明昭襄王时秦之帝业已成，这是作《秦本纪》的原因所在。

　　到底是让史例服从史实，还是让史实适应史例，二者的分歧实则在于能否透过表象看到历史发展的实质性内容，能否把握到历史发展的趋向。今天我们细心分析《秦本纪》在反映历史发展上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较前人的认识又会有所推进。一是在编纂思想上，司马迁是要以《秦本纪》担负起春秋和战国两个历史时期历史总纲的作用。二是《秦本纪》又一撰著意图，是以秦逐步奠定统一中国的雄厚基础为主线，这正预示着中国历史由各国并立向实现统一方向发展的客观趋势。总之，在《秦始皇本纪》之前设《秦本纪》，是司马迁基于认识历史进程复杂性和确切把握历史发展走向而独具匠心的安排，是根据表达实质性内容的需要而对体例的有意突破，决非“自乱体例”。在十二本纪中，秦占了两篇，唯有这样做，才与秦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相称。分析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认识通史著作中如何体现“通古今之变”，对于认识《史记》是卓越史识和完善体例的有机统一体，以及了解历史思想与编纂体例的辩证关系，都是极有意义的。

　　再以《汉书·刑法志》为例。此篇是班固所新创，是《汉书》的成功篇章。在《汉书》十篇志的排序中，列于《律历》《礼乐》二篇之后，居于《食货》《郊祀》等七篇之前，可见对其重视程度。本篇突出的编纂思想，是肯定汉代刑法的进步。篇中详载汉初约法省刑，法律简明；汉文帝除肉刑；汉宣帝慎于刑罚，亲自决狱。而同时，班固又据实记载社会进程中互相悖反的演变趋势，即揭示出一再从皇帝诏令、大臣奏议中反映出来的减轻酷刑、删定律令的客观要求，与一些人主张过刑之谬论和竭力维持严酷旧制之间的直接矛盾。班固在篇末深刻地表达出史家强烈要求删定律令、公正审案、解救民众痛苦的著述目的，其高尚的史德跃然纸上。以往有的研究者为了凸显司马迁，有意贬抑班固的史学地位。我们从编纂思想来分析《刑法志》，证明实际上班固从总体上继承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并加以推进。这就为正确评价《汉书》的成就进一步提供了依据。

　　历史编纂在与时俱进中体现中华文化创造力

　　中国历史编纂是与时俱进的，几种主要的史书体裁都不是凝固不变的。譬如，司马迁创立的容量广阔、诸体配合的史书形式为班固所继承，而班固又根据时代需要“断汉为史”，恰恰适应了历代封建王朝周期性更迭的特点。班固又创立了《百官公卿表》《刑法志》《地理志》《五行志》《艺文志》等，以后都为历代正史修纂者所沿用，被称为后世修史者“不祧之宗”。《三国志》从记述三个地方政权并立的需要出发，创立了既有分又有合的特殊格局。其他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典志体等也都经历了各自的演进过程。几种主要史书体裁又不是互相孤立、彼此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如《史记》以记人物为中心，但本纪各篇又都采用编年的形式记事，其“八书”又开创了典志体之先河。而且书中许多篇章记述史事也明显具备事件的起因、发展、高潮、结局等基本要素。再如《资治通鉴》是发展了的编年体，内容丰富，无所不包，其中就有大量记载人物活动和典章制度的内容。它虽然按年记事，但每一复杂事件在书中都原原本本载明来龙去脉。正因为这样，袁枢才有可能以事目为纲重新编纂成为《通鉴纪事本末》，虽是新纂之书，体裁独创，而内容却全部采用《资治通鉴》。至明清两朝，新出现的纪事本末体越来越受重视，编纂成果蔚为大观，产生了《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均为陈邦瞻撰）、《明史纪事本末》（谷应泰撰）、《圣武记》（魏源撰）等名著。

　　至清代中叶，历史编纂又酝酿着进一步重大变革。此时，一方面，由于先前陈邦瞻、谷应泰等一批史家的努力，晚出的纪事本末体史书的优点已备受学者关注。另一方面，沿用近两千年的“正史”纪传体，由于官府设局修史制度下史臣互相掣肘、互相推诿，严重妨碍修史者独到见解的表达和创造精神的发挥，因而出现严重弊病。乾嘉时期著名史学评论家章学诚总结两千年历史编纂的演变，既高度评价司马迁、班固等杰出史家的别识心裁和纪传体容量广阔、诸体配合的优点，又分析后出的纪事本末体有“因事命篇，不为常格”“决断去取，体圆用神”的优点，正好弥补纪传体不利于反映历史大势的缺陷，因而提出“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主张，作为改革历史编纂的方向。由于章学诚善于把握“编纂思想”这一关键问题，总结了以往历史编纂的经验与教训，并将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这两种原本似乎互不相干的体裁打通起来考察，各取其长处而互相补充，因而预示了历史编纂演进的大方向。近代著名史家梁启超、章太炎等都朝着这一方向努力，作出了贡献。此后白寿彝先生主张以“新综合体”编纂《中国通史》，继承了传统纪传体的优点，又加以改造，融合纪事本末体和章节体的长处，创立了由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体综合的新体裁。

　　当前，认真总结和阐释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以增强中华文化的创造力，是学术界面临的重要任务。中国历史编纂学是一个内涵丰富、极具学术价值的研究领域，我们应认真进行总结、阐释，对其精华作出新概括，向世人展现中国历史编纂学的独特魅力，为推动当今史学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增强中华文化的创造力。（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