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诗的国度，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新诗创作经历繁荣之后，诗歌便走向了低谷，舆论甚至一度出现了“诗歌已死”的话语。在诗歌衰微的困境中，一直寻求出路的诗人群体陆续分化，写作意识也呈现出充分的多元化走向。当然，多元带来的可以是纷繁，譬如从曾经的“非非主义”“橡皮写作”到当下的“废话写作”，于坚、杨黎、伊沙、韩东等诸多诗人的坚守与探索让诗歌走过了艰难的冷清；多元带来的也可以是芜杂，“梨花体”“乌青体”“羊羔体”等口水诗歌曾引起多少唇枪舌剑，但喧嚣过后，当代诗歌在大众的心中却越趋沦为落定的尘埃。曾几何时，“在天空和大地，人们将最美的东西，叫做诗歌”，不承想，如今诗歌的存在却变得如此的尴尬。在这样一个瓦钵齐鸣的时代，诗的出路在哪儿？诗究竟要漂泊多久才能重新回归为人所悦纳的家园？

　　关于诗的出路。2014年，诗人兼画家陈忠村翻译编订的《克利谈艺录及克利诗歌选》首次出版，成为诗坛年度大事。新的西风激荡着中国诗坛，但这股风能否给中国诗坛带来突围的助力令人存疑。多年来，诗坛追随西方话语，先锋已去，遗留下来是当今诗坛的光怪陆离。诗人庞清明在《2012，中国诗坛又闹鬼》一文中曾以杜甫爆红网络为引痛陈当今诗界的堕落，叹息“让诗歌成为臧否历史、传承文化、维护汉语尊严、批判现实、引领未来的精神依托，成为时代的黄钟大吕”愿望的微茫。文末，庞清明呼吁诗人“自觉肩负起振兴中国当代诗歌的职责，写出开阔高迈同时内蕴幽微的富含现世情怀、批判精神与理想主义的作品”。庞清明的叹息与呼吁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杜甫，因为若说谁的诗能“成为时代的黄钟大吕”，作品被誉为“诗史”的杜甫自然当仁不让。那杜诗是否可以成为当下诗歌突围的一种指引？以超越主流、颠覆传统为己任的众多当代诗人恐怕马上会做出一票否决的反应，因为格律、忧国忧民的儒家精神这些杜诗中的闪光点在当下成为了束缚、传统的代名词。然而，杜甫及杜诗之于当代诗歌的开拓真的是无甚意义吗？这倒未必。

　　关于诗歌归家。2014年岁末，诗人于坚提到，20世纪以降，泛滥的历史虚无主义与维新主流颠覆了传统中国的生活世界，“现在，年轻一代要回家了，……严峻的问题是：家在哪儿？如何在这片废墟上重建中国当代艺术？”既然当代诗歌的“家”在何处尚属未知，那不妨暂且回到当代新诗绽放的那些地方以启发灵感。“自古诗人例到蜀”，成都“这座城池是生长诗人与诗歌的沃土”（魏建林《游走于成都历史两侧的风景》），当今诗坛相当多的一部分的生力军皆源于这一方古老的“诗城”。成都诗歌景点星罗棋布，其中，秋风中的杜甫草堂，是诗都“金黄色沧桑而厚重的名片”（玄鱼《心质幽雅：蓉城诗都》），因此，但凡诗人多慕名而至。然而，身至未必心至。孙文波在《谒杜甫草堂得诗二十五句》中写道：“在这里，复活已经是疾病——/就像今天我步入草堂，看到游人如织，有人妄言/自己的伟大；那是对逝者惊扰——我不知道疼痛/将会以什么样的尖锐刺入记忆/的中心——或许，他们早已不要记忆/——一切敬畏都是假象，一切怀念都是形式。”最后一句可谓一针见血，杜甫草堂这座被誉为中国诗人秘密圣殿的建筑，如今收获的也许更多的只是纯粹的足迹，而非虔诚的膜拜。如果连这张“诗城”的名片也被阳奉阴违地对待，那还能希冀有什么能成为当代诗歌的根和牵挂？无所牵挂的诗怎么能打动人心使读者悦纳？无根的诗又何谈“回家”！

　　问题又回到了悬而未决的原点。诗的出路、诗的家在哪儿？如果当今诗坛的观念与思维依旧不变，也许诗会维持现状，一路摸索，一路漂泊。但是，就当下日趋小众化的诗歌而言，在彻底被读者群放弃之前，还剩多少时间可供诗人们去实验摸索？既然西方的“拿来”助力难测，那就从中国诗学传统中汲取力量；既然无根的诗回不了家，那就寻根！而寻根的起点，不妨从那座虽已翻新但中国诗的精神不灭的草堂开始，于是，又找到了杜甫。

　　诗人况璃和凸凹编选的诗集《诗歌带我回家：现当代诗人咏成都》按诗人的出生年份分三卷：1900年至1959年为上卷，1960年至1969年为中卷，1970年至1989年为下卷。阅读诗集，涉及杜甫或草堂的诗篇，明显有以下印象：上卷诗人对杜甫或草堂还流淌着崇敬，中卷诗人与杜甫及草堂开始了生分和疏离，下卷中的年轻诗人则与杜甫彻底告别。整个下卷只有阿翔的《拟诗记，杜甫草堂》里提到了杜甫，诗是这样表述的：“我只去过一次，一直想写出一首诗，但是/却没有，这么久了，我感到不安/……途经一些前人聚居的地方/其实，我想谈论恋爱和死亡，但无法与他们沟通/所以我出来，与草堂变成了各不相干的事态/……此地是成都，这就是我要写出来的诗/变得如此艰难，像一门失传的手艺。”诗人与杜甫已没有了一丝的心理上的共鸣，这首纪行性质的草堂诗才写得无比艰难。对于当今诗坛的后起之秀们，忧国忧民的杜甫和沉郁顿挫、满纸辛酸的杜诗显得不合时宜了。

　　然而，感时伤世、批判现实就是杜诗的全部吗？若从《诗歌带我回家》录入的向杜甫和草堂致敬的诗歌来看，好像是的。因为从上卷余光中《草堂祭杜甫》、孙文波《谒杜甫草堂得诗二十五句》、汤养宗《在成都草堂，想对杜甫说的一些话》到中卷李明政《去杜甫草堂》、伊沙《唐104》、王竞成《在成都去唐朝追星》、聂作平《秋风中的杜甫草堂》，乃至下卷阿翔《拟诗记，杜甫草堂》，但凡提到杜甫，三辈诗人竟不约而同地把回忆的目光对准了《蜀相》《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登高》《春望》等忧国忧民之作。的确，杜甫的崇高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对民族、民生所怀有的那种忧患之心，但这绝非杜甫的全部。

　　当代的诗人们，有多少人留意过，杜甫曾用“老夫清晨梳白头，……握发呼儿延入户”（《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进艇》）等诗句描写与儿女相处的温馨亲子时光？有谁发现过杜甫在“滑忆雕胡饭，香闻锦带羹”（《江阁卧病走笔寄呈崔、卢两侍御》）、“味岂同金菊，香宜配绿葵。老人他日爱，正想滑流匙”（《佐还山后寄三首》）等诗句中呈现出面对美食的馋相？杜甫在“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月夜忆舍弟》）中展现兄弟深情，用“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月夜》）来诉说对妻子旖旎的思念，更用“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来诉说物是人非与不因离散而消逝的友情……这是杜甫在世俗生活中的样子，作为平凡人，他和今天的你我无异；作为诗人，在他那里，“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诗者”（张戒《岁寒堂诗话》），于平常中炼出诗意，这一点，恐怕无人能及。那么，这样的杜甫，对今天的诗坛而言还依旧不合时宜吗？

　　诗人于坚在上世纪90年代曾宣称：“诗歌精神已经不在那些英雄式的传奇冒险、史诗般的人生阅历、流血斗争中。诗歌已经达到那片隐藏在普通人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底下的个人的大海。”殊不知，早在1300多年前，诗歌在杜甫的笔下就已经到达了这片大海。只是，当今弥漫诗坛的西风云雾遮断了全面回顾中国诗歌经典的目光，让诗人们盲目地以为局部即是全部。当然，不可否认，诗人们对杜甫局部的了解也很重要，因为他们抓住了这位经典诗人的闪光点。忧国忧民、感时伤乱所呈现的内容在当下和平的年代虽不时兴，但里面传达出来的精神却依旧有意义。这种精神，就是杜甫那令同时代诗人望其项背的勇气。同样遭遇离乱和目睹战争中的生灵涂炭，其他人多借青山白云来慰藉颤抖的心灵，而杜甫却坚持在血泪和流中用诗记录民族之痛。“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杜甫是真勇士。这位饱受困顿、战火、疾病乃至丧子之痛的诗人，以其惊人的勇气和责任感支撑创作，直至生命的尽头。

　　自新诗诞生的一个多世纪以来，诗人们习惯向西方“拿来”，却忽略了对中国传统诗性文化的传承。对杜甫这位经典诗人的了解，诗人们尚且一叶障目，那对于其他经典诗人，恐怕更是如此。作为诗人，若对中国诗歌源流和经典作家作品没有深入的了解、脱离了中国传统的诗性文化，其创作类似于无桅之舟，难寻归途。其实，若是诗人们能深入地去了解，就会发现，中国诗学经典里汇聚着中国人对生命和文化的理解，在获取理解和认同、激发读者阅读乐趣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所以，请尝试让经典带诗回家吧。（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