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级授职制和人治环境中的司法腐败，应是中国古代法律史研究的中心——

　　人们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史，对法律条文的变迁，下了许多功夫，当然是必要的、可贵的。但是，更重要的方面还应是司法实践。唯有注重和研究司法实践，方能使法律史成为活的法律史。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的人治条件下的司法腐败，应是中国古代法律史研究的中心。

　　我个人在长时间内对司法腐败的重要性，确是认识不足，注意不够，直到近年才有所纠正。故在《王曾瑜说辽宋夏金》第136页，将司法腐败列为宋代农民的五大公害之一。

　　宋朝的司法制度，确是比唐朝有所进步和提高。但是，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的总前提下，宋代与此前历朝的司法相比，虽有其特点，也只能说是大同而小异。之所以说大同小异，或者无多少差别，主要在于司法实践。历朝的司法实践固然难以比较高下，但基本情况是可以判断的。

　　《名公书判清明集》是一部重要的宋史史料，史料价值颇高。相比之下，就官员司法书判而论，也确是表明了宋代比唐代的进步。所谓“名公”，就是一批清官，他们的司法判案，就是具体的司法实践。南宋后期，将他们的判案编集成册，以为范本。但是，正如一些学者早已指出的，此类书判对地方豪强，即宋代黑社会势力的惩处还是偏轻的。依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宋代社会既然存在着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存在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在十官九贪的情况下，司法腐败必然成为司法实践的主流。故《名公书判清明集》所反映的，只能是宋代司法实践中很少量的、较好的情况，而绝无普遍意义。编类此书的目的，固然是希望以此提高司法的质量。但在大多数地方官非贪即谬的情况下，《名公书判清明集》的指导意义，就不可能估计过高。大文豪欧阳修曾贬官夷陵，此地“虽小县，然诤讼甚多，而田契不明，僻远之地，县吏朴鲠，官书无簿籍，吏曹不识文字”。当他“取架阁陈年公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亲害义，无所不有”。其结论是“且以夷陵荒远偏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这是在“县吏朴鲠”、不善于在司法文书中做手脚的情况下，可以被欧阳修所识破。如果遇上那些奸胥猾吏，完全可伪造出高明的司法文书，虽是颠倒黑白，光从文字上看，却也似乎是天衣无缝。欧阳修只怕也就未必能从中推敲出破绽。欧阳修所述，才是反映了宋代司法实践的主流，“天下固可知矣”。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