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也称媒体，原是指一种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中介物。按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施拉姆（Wilbur Schramm）的定义，“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但是，如果将媒介的意义局限在工具性上，就大大低估了媒介对文学的巨大影响。一个熟悉的观点是文学是人学。那么，必须使用媒介进行传播的文学可以说是人学和人的延伸。这样，文学是人所创造的文化形态之一，它必然服务于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需要。当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变化了，文学自然也会发生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最外在、最物质化的变化是文学的传播媒介发生了重大变化。

　　历史地看，媒介的每一次革新，都极大地推动了文学艺术的新变。只有借助特定的媒介传输，文艺才能被传达给读者。因此王一川教授指出“媒介优先”于语言，没有媒介就不存在文学。按照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几个大的阶段，一般将文字发明之前的人类文明史称为口头媒介时代；文字的发明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书写媒介时代。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诞生的电子信息技术使人类的信息记载和传播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电子信息技术的发达与成熟标志着人类开始进入了数字媒介时代。千百年来，文字媒介的精英书写，印刷技术的物质承载，书面赋型的线性阅读，在技艺表达的层面上把文学的“语言审美”推向巅峰，却又在表征生命形态的感性生存审美及其意义模式上造成艺术遮蔽，并从媒介的话语局限走向载体的传播阻隔。

　　数字媒介正在改变这种现象。数字媒介能够把口头媒介、书写媒介包含在自己之中，从而完全改变了整个文化的面貌，并在改变整个文化面貌的同时，也改变了文学的面貌。欧阳友权教授将这种改变归纳为：首先，数字媒介的巨大整合性与包容性消除了书写印刷文学的表征阈限和传播壁垒，从技术本体上用“无纸传播”实现了“文本撒播”。其次，网络多媒体的表征优势还可以淋漓尽致地实现文学审美的立体表达，使作品融图像、声音、文字于一体，在数字化媒介本体上生长出信息时代的特有文学美学。第三，网络载体的自由、共享和参与的特性，从本体上打破了旧体制下权力话语对文学话语权的垄断模式，用更为开放的媒介范式解放了原有的文学话语体制和消费方式，从而引起了文学深层观念的变化。

　　人们感触最深的可能是，数字媒介时代，能够产生巨大文化效应的文学形式变成了电影和电视剧。同样，最为重要的文化性活动和文化性事件，不再是印刷性的报纸书刊唱主角，而是新媒介的电影电视作主角。电影和电视塑造了一批明星，这些属于公共人物的明星形象主要不是看其文字性的东西写得好不好，而是看其在电视上表演（包括形象、讲话，也包括其他身体语言）得好不好。这些“金光闪闪”的明星们以大众偶像的社会地位甚至引起了经济模式的巨变——这就是与其紧密相关的“文化产业”。文学研究者“触电”也是新媒介时代的一道特殊风景，“触电”成功的学者尽管其学术水平也许受到严肃学者的质疑与批评，但“触电”为他们带来了传统严肃学者难以想象的物质财富与精神光环，并且将“学术”以传统媒介无法比拟的优势传播给受众，从而部分遮蔽了严肃文学研究的影响力。人们开始听文学、看文学。

　　这种“心灵鸡汤”式的也许经不起推敲和思考的快餐文学引起传统严肃学者的担忧。肖鹰教授认为当前文学批评出现了两个矛盾的现象：一是批评的缺失；二是批评的过剩。媒体化批评不仅伤害读者的利益，而且伤害批评的信誉。肖鹰认为，一个真正的批评家应该独立于媒体之外，他天然地具有反媒体的品格。当前的文学批评，一是需要对文学的信息化转型进行美学批判，以坚持文学的品格和意义；二是要在对作品的文本细读中发现并阐释作家重建的人对世界的整体性经验和内在意义。肖鹰的看法很能代表传统文论家的认识。然而事实是，批评家不仅不可能独立于媒介，批评家还必须充分认识媒介，积极使用新媒介，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行使批评家的话语权和对生活的人文关怀。

　　西方文学界对数字媒介的积极利用对我们有重要的启发。“国家软实力”“文化产业”的异军突起，表明文学并未死亡，相反，文学与其他元素相结合产生着更大的影响力。美国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在《20世纪末的文化帝国主义》中开篇就讲，“美国的文化产业有两个目标：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是政治的。经济上是要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场，政治上则是要通过改造大众意识来建立霸权”。为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纷纷调整文化政策，制定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美国、欧盟、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经济发达国家都是这一轮文化软实力竞争的积极推动者。

　　在许多国家依旧片面强调电影和书刊的意识形态意义时，美国电影业已占据全球份额的85%，给美国每年带去近180亿美元的收益；仅一份《读者文摘》，竟年创收25亿美元！电影、图书、音乐、动画、游戏、体育、主题公园及其衍生产品的开发与销售，成为美国力量的象征，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更展示了渗透力极强的软实力。王岳川教授将美国的文化渗透归纳为“三片”渗透：一是美国影视大片，这是美国的精神（审美）文化；二是薯片和以薯片为代表的麦当劳、肯德基等快餐文化，这是美国的饮食文化；三是计算机芯片，全世界都在使用美国的CPU，而windows使得全球的操作系统都要和美国保持一致。现在还得加上GPS定位系统，这是美国的通讯文化。物质、精神、技术，美国“三片”涵盖了人类生活需要的几乎一切方面。在这些产业利润的后面，美国文化对世界各地的观众、读者、消费者不费一刀一枪，就已经成功进行了文化侵略。美国人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全方位渗透到全球。中国古人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文化理想反而在美国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美国在各种文学产品中似乎成为了一个象征着自由、平等、民主等启蒙理念的国度，这些价值观念还包括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宽容、公正、个性、正义、仁爱、权利等等。这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美国形象”，并不能反映真正的美国，它已经“异化”了美国自身，而成为一种被大众传媒再度制造出的“拟像”。比如《野战排》这类战争题材表现战争对人性的扭曲、《角斗士》这类历史题材表现历史正义的观念、《彗星撞地球》这类科幻题材表现人类对外来压力的反抗，这些题材大都是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的，但是，这种距离形成了人们对美国文化镜像的遥望和向往。正是这种文化意识形态向外的输出，成为了美国文化产业雄霸全球的文化缘由之一。一方面，美国向世界各地倾销自己的文化产品，另一方面，却限制文化和信息从那些文化产业劣势的国家向美国流动。这是一种全球文化结构中的不平衡结构，中心与边缘的分化极其明显。不难理解，阿尔君·阿帕杜莱将“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看作当今“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

　　这也许可以启发我们对文学与新媒介关系的认识。美国大片积极使用最现代的人类文明成果展望未来，同时又充分借鉴人类文明的许多具有原型特点的文学元素，因而将古典的情感寄托与超前的现实担忧融合起来，为观众制造出精神盛宴。反观我们的电影文学作品，如中国最具票房号召力的导演张艺谋借鉴西方酒神精神改造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满城尽带黄金甲》借鉴母子乱伦原型等，与西方同类作品相比，都显得知识底蕴不足，格局逼仄，情趣不高，没有中国文化的精气神儿。可以说，在新媒介文学中，中国文学界与西方文学界已经相当靠拢，但是只得新媒介、新思潮之形，其学术素养和艺术水准仍然需要努力。更重要的是，缺乏文化自觉与文化战略意识指导下创造中国形象的崇高精神追求。中国文学界只有以非常专业的学术素养去认识文学，以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去创造新媒介时代的中国新文学，中国文学才能真正成为马克思所谓“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