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会费解，为什么今天的长篇小说热度远胜于短篇，浮躁时代不是更应该把文章写短吗，不是更符合“文化快餐”这个说辞吗？还有，为什么诗人的影响力和社会知名度整体上不及小说家？于是，值得对文学文体的流变进行思考。

　　文体的流变显然是有线索可循的——思想的复杂、感情的丰富，迫使文体不断被突破。最突出的例证是中国的诗歌流变，从诗经的四言到汉诗五言，再到唐朝的七言为多，直至宋词的出现，文体流变表现为一个不断扩充的过程。元代戏曲、明清小说，从外部进一步证明文体的“扩容”势不可当，而与此同时，绝句、律诗则逐渐退化到“闲笔”的境地。这说明了文体的流变和人类文明发展，和人们表达感情的丰沛程度是同时进步的。

　　然而，一种文体的兴衰，受文人的追捧或淡化，被读者热衷或冷落，涉及更多因素，外部环境力量甚至更直接地影响、左右、决定着这种起落。社会需求迫使文化人必须去适应、去追随，这是跟写作的功利性密切相关的，潜藏着“务实”的、“非文学”的动力，也可以说是时代风潮影响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文学火热，中短篇小说掀起热潮，很多小说家都热衷于此，那是个观念日新月异、不断突破的年代，中短篇表达思想、传递观念更迅速、更直接。长篇小说之类的“黄钟大吕”“扛鼎之作”何时能出现，成了很多文学人的担忧。时间过了不到30年，世情大变，长篇小说已经不再是需要呼吁的文体，它在各方面的待遇都远远超过了中短篇。长篇写作也已经不再是一个作家在长期的中短篇创作积淀后的尝试，而成了很多年轻作家的处女作。人们又开始担忧，最能体现作家艺术风格和特色的中短篇为什么寥落了？这显然和市场、发行量、改编机会有关。一部作品靠作者知名度销售，远不及靠题材、靠书名更能抓人眼球。市场这个冷冰冰的东西已经推动起一股热潮，裹挟着文体的兴衰。

　　近日重读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找到了更为久远的证据——文体的兴衰想来是一个很不文学的问题。谈到唐代传奇小说的兴盛，鲁迅认为，这其实与那时的“社会需求”，说彻底了是与士子、文人、“知识青年”的生存需要密切相关的。唐时，举子们进京赶考，需要将自己写的诗抄成卷子，拜名人鉴定，如果能得到“文化名人”的赞赏，则“声价十倍”，及第希望大增。但开元年后，诗歌被人厌倦，应该是名人们也看烦了吧，诗歌不招人待见，有人就抄小说呈上，结果反而暴得名声，于是鲁迅说：“所以从前不满意小说的，到此时也多做起小说来，因之传奇小说，就盛极一时了。”

　　今天是市场，唐时是及第，它们都关乎生存和现实前程，对个体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文学的健康发展并非靠作家、评论家呼吁就能实现。

　　我又想起了文学批评，为什么充满感性、精短的文学批评文章难成气候？为什么大家诟病、批评家们自己也都厌倦的长篇大论、冗繁沉闷、掉书袋、无个性、无温度的“学术论文”大行其道？因为批评家大都需要通过学术鉴定，评职称、过选题、获资助有硬性要求：选题必须宏观，字数不能少于三千，发表文章要求级别，开篇要罗列关键词，要写出内容提要，引文必须规范足量，必须列出参考书目，等等，此中要素缺一不可。我曾经在一所地方院校上学，我的一位老师在《读书》杂志发表了好几篇关于“红学”的文章。20世纪80年代的《读书》，在读书人心目中是一个高不可攀的文化重镇，但老师说评职称时这些文章不能算数，因为《读书》不算学术刊物，不在序列当中，不可能加分。我听了以后颇为震惊，更下定决心，绝不要进入如此“考评”系列。文学批评现状要从总体上改变，这样的考评体系不打破很难实现，其消极影响堪比“红包批评”“人情批评”——后者大多是赤裸裸的，一上来就暴露标识，是除了文章作者和评论对象外无人认真对待的，前者却大多正襟危坐，一副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的样子。

　　文体流变有规律，其推手却很复杂，需要我们准确把握动力源和方向感，梳理其中的关系。然而面对许多难以左右的因素，总免不了一声叹息。但愿在喧嚣的社会环境中，文学依然能够循着自己的方向前行。（作者为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