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中国作家通讯》上有篇短文，题目是《唐栋哪里去了》，问作家唐栋为什么不写小说了。其实，唐栋哪儿也没去，他在写戏剧呢！近几年，他创作的《支部建在连上》《共产党宣言》无不在军内外引起轰动性的反响。有人说，这样的作品，对今天这个时代而言，是春雨，是思想，也是力量。

　　这种力量源自历史，也源自作家自身的文化眼光。此刻，唐栋的思绪穿梭于近些年的创作感受，最终把视线凝固在文化人格这个话题上。

　　一如瑞士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卡尔·荣格所说：“一切文化将最终积淀为人格。”“文化人格”的概念，为我们深入理解“打造强军文化”“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优秀军人的文化人格是生长在文化土壤上最绚丽的花朵，是文化精神最完美的注脚，更是文化生命力最顽强的象征。

　　——编者

　　1、这个话题，源于我最近的一部剧作

　　应总政歌舞团之约，我创作了一部以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抗战时期在延安谱写《黄河大合唱》为题材的歌剧《天下黄河》。为此我研究了大量与此有关的资料：从小出生在澳门、生长在广东水乡、后又留学法国巴黎音乐学院、成为著名音乐教育家杜卡斯教授得意门生的冼星海，在中华民族遭受日寇铁蹄蹂躏的危亡时刻，决然中止了他在巴黎大好的音乐发展势头，回到祖国，以音乐为武器，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除了深入街头、学校、农村、厂矿辅导群众歌咏外，接连谱写了《我们要抵抗》《救国军歌》《保卫卢沟桥》《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广为传唱的抗战救亡歌曲。1938年11月，他与夫人来到向往已久的延安。在黄河之滨，在宝塔山下，他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所展现的光明与希望，更激发起高涨的教学和创作热情，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创作了《生产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大型声乐套曲，并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音乐创作。《黄河大合唱》那雄浑激扬的旋律，伴随着排山倒海、气势如虹的黄河惊涛，发出了抗日救亡的冲天怒吼和民族解放的最强音，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一往无前的精神气概，鼓舞了多少抗日民众和前线将士！

　　说冼星海有理想、有信仰，那当然是！但奠基并支撑他那宏大信念的，是他的文化人格。作为一个从小就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又接受过西方文明教育的知识分子，他在文化人格的层面上，造就了自己的思想品格和价值取向；他对信仰的选择，基于他的文化人格所作出的认知与判断，自然而然，直达心底；而他一旦认准了前方，就毫不迟疑，风雨无阻，坚定地一路走去……当时的延安，由于受到敌人的封锁，加之自身条件所限，生活十分艰苦，天天吃小米、土豆、煮萝卜，这对于南方水土养大的冼星海来说，是段难熬的日子。他喜欢吃糖，喜欢吃鸡，曾自我调侃说：“没有糖和鸡，我可写不出曲子噢。”可那只能是一种奢望，他充满乐观地面对一切，没有糖没有鸡吃，也没有钢琴没有像样的乐队，照样高远其境、奔放其情，创作出了《黄河大合唱》等不朽名曲，应该说这是他的文化人格使然。这使我想到，今天我们在研究冼星海以及其他作家、艺术家的时候，是不是只注意了他们的作品，而忽视了对他们文化人格的关注？因为，在任何作品的背后，一定有创作主体的文化人格在起作用。

　　其实，文化人格的潜在力量，会若明若暗、或多或少地隐匿于文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身上，成为决定人物精神特质和命运走向的坐标。我在创作话剧《支部建在连上》时，同样有这种深切感受。《支部建在连上》描写的是秋收起义部队攻打浏阳失败后，从文家市转兵（1927年9月）到朱毛井冈山会师（1928年4月）那段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秋收起义失败后，悲观情绪笼罩部队，逃跑离队现象非常严重，到达三湾时只剩下八九百人。时任中央特派员和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分析原因，总结教训，在三湾对工农革命军进行了改编，决定将党支部建在连上。由于敌人在疯狂追剿，部队来不及具体实施这一决定就马不停蹄地向井冈山下的酃县水口镇进发。沿途，毛泽东指示各营、连党代表抓紧培养入党对象，在士兵中发展党员。到达水口镇后，在各连发展新党员的基础上，毛泽东亲自主持了第一批6名士兵的入党宣誓仪式，并在党员最多的一营二连建立了我军第一个连队党支部。从此，连队有党支部在，就有党的旗帜、方向、目标在，就有党的干部骨干在，就有党的组织原则、领导制度和作风纪律在！正因为如此，即使当时以农民和旧军人等组成的队伍，也被锻造成了一支新型的党绝对领导之下的人民军队；纵是形势险恶，也没有谁能拉得走、拖得垮、打得烂。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从这段艰苦卓绝、波澜壮阔、富于创造的历史中，我领略到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博大胸怀和史诗般的伟大思想。当时，“教书匠”出身的毛泽东也就34岁，没带兵打过仗，也没上过什么军校，可为什么他就能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拨开迷雾，抓住那一缕驱散阴霾的阳光？我们不再用“天才”这一抽象的概念来作解释，还是从毛泽东的文化人格来寻找答案。可以发现：对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学精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准理解，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深刻洞察，对农民运动的深入了解和对劳苦大众的深厚感情，对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的不懈坚持，对艰难险阻和逆境厄运的毫不畏惧，对砸烂一个旧社会、建设一个新中国的坚定信念，以及他不谋私利、“赤条条来，赤条条去”的清风正气，凡此等等，构成了毛泽东强大而又丰富多彩的文化人格。作为领袖人物，他的这种文化人格所释放出来的雄才大略，不仅成就了红军初创时期的人民军队，也成就了中国共产党，成就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人民解放事业，最终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历经沧桑、万众瞩目的天安门广场！

　　正是在一部部作品的创作实践中，我走近了毛泽东，了解了毛泽东，因而我崇拜他、敬仰他，因为他的文化人格就在那里，因为他是我们民族的英雄！

　　2、在战场上，军人的文化人格从来就是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军对垒，肉体搏杀，看似是主要由人和武器装备构成的战斗力的较量，实则最终是文化人格的较量。

　　抗美援朝战争中历时43天的上甘岭战役，美军调集兵力6万余人，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火炮300余门，坦克170多辆，对我志愿军两个连约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发射炮弹190余万发，倾泻炸弹5000余枚，炮兵火力密度高达每秒落弹6发，我方阵地山头被削低两米，成为一片焦土。坑道里储备的步话机天线全被炸毁，外面的电话线更是被炸成了短节。为保障指挥通讯，某营部电话班副班长牛保才冒着铺天盖地的炮火前去接线，随身携带的整整一大卷电话线用完后还差了一截，已经多处负伤的牛保才便毫不犹豫地用双手抓住断线，以自己的身体接通了线路，用生命换来了3分钟的通话时间，指挥所就是在这宝贵的3分钟里向坑道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在上甘岭北山阵地上，剧烈的枪炮声震醒了一个5处负伤昏迷过去的战士，他浑身是血地站起来，从地上抓起3颗手榴弹冲向扑过来的敌人，与10多个敌人同归于尽……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美军把主峰阵地巨型岩石下掏空，修筑起一座地堡，凶猛的机枪火力压住了我进攻部队。19岁的战士龙世昌，闷声不响地拎了根爆破筒就冲了上去，一发炮弹将他左腿炸断，他拖着一条腿爬到地堡跟前，把爆破筒从射孔里捅进去，里面的敌人又将哧哧冒烟的爆破筒推了出来，他捡起来又捅进去，用胸脯死死地顶住，地堡被摧毁了，他整个人也被炸成碎片……与龙世昌相似的还有已经家喻户晓的黄继光，黄继光是某部6连的通信员，与他一起执行爆破任务的两个战友接连牺牲后，他只身冲向敌人一座火力凶猛的地堡，中弹倒地后，他仍带伤匍匐前进，顽强爬到地堡跟前投出手雷，由于地堡很大，手雷只炸塌一角，里面的敌人换了一个射孔又开始扫射，这时黄继光已7处负伤，手中已没有武器，他爬到地堡的射击死角，向后面招了一下手，然后一跃而起，张开双臂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地堡的枪眼，后面的战友利用这用生命换来的宝贵时间，冲上来将地堡里的敌人全部消灭。就是这样一位英雄，由于从小家境贫寒从来没有照过一次相，他留在世上的唯一照片是他牺牲后的遗体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黄继光只有画像。

　　这场战役，像黄继光这样留下姓名的英烈就有38位，还有许多没有留下名字的英雄。战后编撰的《抗美援朝战争战史》中这样写道：“上甘岭战役中，危急时刻拉响手雷、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舍身炸敌地堡、堵敌枪眼等，成为普遍现象。”秦基伟将军在回忆上甘岭战役时说：“上甘岭战役不仅从军事上打垮了敌人的攻势，也打出了我军的指挥艺术、战斗作风和团结精神。打出了国威军威。以后有人说过，美国人真正认识中国人，是从上甘岭开始的。”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也只有中华民族的这些优秀儿女，才能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让生命绽放得如此辉煌！他们在上甘岭所浴血坚守的，不仅仅是与火一起燃烧的阵地，更是他们的信念！守住了阵地，就是守住了信念；也只有守住了信念，才能守得住阵地。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没有多少文化，有的甚至是文盲，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文化人格的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孝、义、勇精神，像祖先的血液一样流淌在他们的躯体里；而人民军队的宗旨与使命，不仅锻造了他们钢铁般的意志，更给他们插上了理想的翅膀。具有这样一种文化人格的中国军人，还有什么不能战胜！

　　今天，战争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已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变，知识和技术成了战斗力的主导因素。但无论如何发展变化，仍然要人来掌握使用高科技的武器装备，仍然离不开上甘岭那种勇敢和牺牲精神。恩格斯曾说：“赢得战争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毛泽东也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毛泽东还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武器装备与信息化程度越是发展，对人的文化素质要求就越高，要想实现我军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既要依靠现代化武器装备，更要依靠思想政治过硬、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型军事人才。荣格说：“一切文化将最终积淀为人格。”当强军文化积淀为“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的文化人格时，必然会化作无形的、最终决胜的战斗力！

　　为创作一部反映我军信息化建设的话剧，我曾多次到广州军区某电子对抗部队深入生活。在那里，一个叫李长勇的无人机干扰连连长（现为营长）走进了我的视线。李长勇5岁时，父亲因车祸去世，母亲离家出走，在当地政府的关怀下，他跟着年过六旬的奶奶生活。上完高中他考上了军校，毕业后主动申请分配到作战部队。2005年，在他返校读研时，奶奶半身瘫痪，经学校批准，他在校旁租了一间小屋，一边上学一边照顾奶奶。毕业时，他又选择了回基层部队建功立业……他运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在组训管理、技术战术上大胆创新，先后发明了多种无人机电气检查法，率先攻克某型无人机“双控双飞”技术难题，创新研究出10多项电子干扰战法，开创了无人机在一定范围内的手控降落记录。有一次，一架无人机突发失控特情，他凭借平时练就的过硬本领实施“盲操”，使百里之外中断信号两个小时的无人机顺利返航……当然，他也发生过起飞失败的事故，受到过诫勉谈话，但他并没有气馁，而是从失败中寻找教训，爬起来继续前行，战友们称他为“无人机王”……我采访他那天，他刚从外地学习归来，没来得及回家与妻儿见面，就与我畅谈。我至今记得当他说起他的无人机时，脸上浮现出的那种专注、痴迷与自豪，那是一个军人尚武天性的自然流露。偶尔，他会往窗外瞥上一眼，时已深夜，外面什么也看不见。后来我才知道，他家就在不远处的那栋宿舍楼上，他爱人抱着刚满两岁的儿子就坐在楼下路口，一直望着我们这间屋子亮着灯光的窗口，一遍一遍地对儿子说：“宝宝不要哭，宝宝不要急，爸爸在工作，爸爸就回家；嗡嗡嗡，嗡嗡嗡，爸爸的飞机多威风……”

　　可以说，李长勇就是一个有文化人格、有血性的新型当代军人，这样的军人上了战场，他是自信的，人民是放心的！于是，我以他为原型写出了话剧《对抗》，表现在打赢信息化战争的目标下，官兵们不仅在同对手的对抗中磨砺了“能打仗、打胜仗”的血性与本领，也在同自身对抗中获得了成长。对抗，既是军事能力的对抗，也是文化人格的较量！

　　3、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在于文化

　　我小时候以为，一个国家的强大，在于人多（那时候我们有六亿五千万人口）；后来以为，一个国家的强大在于军事（当时我们刚刚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再后来，以为一个国家的强大在于经济（已经改革开放了）；现在呢，我相信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在于文化！

　　文化可以兴国，也可以灭国。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古巴比伦王国，为什么会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消失？除了战争、天灾等原因外，主要还是因为其民族文化以及国民文化人格的堕落。堕落的文化带来精神坍塌、道德沦丧、腐化糜烂，最终毁灭了这个曾经一度繁荣的“伊甸园”，连同它坚厚的高墙铜门和“空中花园”，一起变成了废墟荒丘。

　　有位诗人说过一句颇有哲理的话：“一个民族的教养是文化，一个人的文化是教养。”文化与教养，在本质上是同一属性，是人的文化人格形成的母体，这与学历似乎没有太多的关系。君不见，当今我国国民的“高学历”之普遍，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无法与之相比。有句玩笑话：在马路上行走，掉下来的树叶随便砸中一个，就有可能是硕士、博士什么的。可是人的文化教养呢？道德素质呢？传统美德呢？毋庸赘言，相信人们都会对此看得清楚并生发深切忧虑：文化迷失、信仰危机、道德滑坡、贪欲自私、不讲诚信，已经成为社会的沉疴顽疾，挑战着我们的社会底线和文化人格。这些沉疴顽疾最直接的危害，就是造成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失信”，谁也不相信谁了，什么都不认了，只认自己，只认财富。

　　今年初，我以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的湖北省黄石市老鹳庙村原党支部书记刘伦堂的先进事迹创作了一部话剧。刘伦堂，25年前是区企业办的主任，有稳定的工资收入，有掌管全区数十家企业的大权，可是当他看到自己曾经所在的老鹳庙村人心涣散、企业瘫痪、发展停滞时，他摘下“官帽”回来了，回来当了村党支部书记，一干就是25年。在这25年间，他忠于职守，两袖清风，一次次拒绝了儿子和亲戚想利用他手中权力谋好处的要求，致使儿子和亲戚一度断绝了与他的来往。当他带领群众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村子发展成为富裕的“亿元村”时，自己却劳累成疾，在74岁的高龄上累死在工作岗位。他留给儿子的遗产，是24本工作笔记和两个总共只有3000多元存款的存折，群众称他是“亿元村里的穷支书”。

　　可是当我把刘伦堂这些真真切切的事迹讲给一些人听时，有的年轻人竟然不信，说你这是艺术虚构吧？现在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不相信崇高，不相信这个时代会出现刘伦堂这样的英模，就是信仰危机和文化人格缺失的一种表现。历史虚无主义者和某些心怀叵测的人，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以“反思历史、还原真相”为名，行“歪曲历史、颠覆真相”之实，抹黑英雄，否定英雄的存在，说黄继光是假的，说邱少云不可信，说“狼牙山五壮士”是杜撰，雷锋被抹黑，焦裕禄被丑化，董存瑞被恶搞，就连上世纪六十年代家喻户晓的“草原英雄小姐妹”也被质疑……而对于某些早已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丑类，却为之涂脂抹粉，大有让跪着的秦桧站起来之意；让秦桧站起，就是要让岳飞跪下，哪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会答应这种对历史的黑白颠倒？！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发生在前苏联崩溃前夕同样的情形：那些打着“还原历史”旗号的“社会精英”们，开始一个一个地抹黑深嵌在民族记忆中的苏联英雄：说与敌人同归于尽的马特洛索夫的英雄事迹是编造的谎言；说不惧严刑拷打、慷慨就义的科舍沃伊的故事是他精神失常的母亲所编造；说女英雄卓娅烧掉的不是德军的马厩和草料，而是村民的木板房；就连列宁，也被恶毒攻击谩骂……这样的后果是什么呢？先是英雄一个接一个地倒下，继而是国民文化人格的扭曲和精神信仰的坍塌，随之便是整个国家的解体、分裂和动荡……

　　从文化传承上讲，灭其史是断其根，灭其教是绝其后。教，就是文化、就是信仰。一个国家的魂魄，一个民族的精神印记，就体现在它赖以生存的文化上；而文化人格，则是一个人的综合品质，是内心的强大。孟子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修其身”就是指文化人格的修养。古人尚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北宋张载语）的文化人格，今人何而不能？我们必须以内心强大的文化人格，抵御辉煌下的贪欲腐败，抵御富裕下的精神贫穷，因为那往往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利用来灭史、灭教的肥沃土壤。明代洪自诚在《菜根谭》中说：“心体光明，暗室中有青天；念头暗昧，白日下有厉鬼。”我们奉劝那些“念头暗昧”的所谓“精英”，把自己的心体放光明一些，别以为否定了英雄，就能得到你们自己所想要的。岳飞、文天祥、赵一曼、张自忠、董存瑞、黄继光等不计其数的民族英雄倒下的只是躯体，站起的却是灵魂！他们的灵魂早已与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融为一体，犹如戈壁大漠中的胡杨，百年不倒，千年不朽，至若日月星辰，光辉永在！

　　4、军旅文艺工作者应该用作品记录我军建设的步伐，书写中国军人的文化人格

　　军旅作品大多被称之为“主旋律”，这也受到了一些人的非议，将主旋律作品与概念化、标签化划上等号。在此我想说：一是主旋律就是真善美，是正能量，是一个民族的文艺主流。即使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主流作品，也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在讲他们的国家利益和民族精神，只是他们不用“主旋律”这个词罢了。二呢，越是主旋律的作品，越是要以真实服人、以善美养人、以崇高树人、以艺术夺人，这样的作品自然就会走进大多数观众和读者的内心。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伟大的艺术家永远是自己时代的眼睛。”这双眼睛，既要看到白天的光明，也要注视夜晚的黑暗；但写黑暗（或缺陷）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追求光明。作家在挖掘描写对象的文化人格时，也要坚守自己的文化人格，不能沉沦于消极写作而助纣为虐地成为黑暗的帮手，也不能被市场收买、被书商操纵而毫无节操地制造文字垃圾。恐怕每个作家艺术家都或强或弱地有过“大师梦”，渴望自己事业有成。可是什么是大师呢？罗丹说的好：“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看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发现美。”这可不那么简单，这既要有拥抱生活的热情，又要有认识事物的眼光，还要有艺术表现的能力。我军官兵在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一座座精神丰碑面前，在血与火的冶炼下铸就的先进军事文化的“红色基因”中，形成了具有红色特质的文化人格，这就是美！无论是在有硝烟或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们具有这样一种文化人格，一定会在灵魂搏击的终极较量中胜利凯旋。我们作家艺术家的责任，就是要走近他们，发现他们，将他们的这种文化人格作为作品的永恒书写，使军旅题材的主旋律创作在习主席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从平原走向高原、从高原走向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