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很重视“和而不同”，把它上升到“君子”应具备的品格和修为，亦可视为君子之标准。在一个社会群体里，如果其成员能做到“和而不同”，“周而不比”，则仁德至矣。

　　“和而不同”，首先要把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表达出来，以此纠正别人错误的意见，决不盲从附合，更不背后捣鬼。这种君子之风，就是坦荡正直阳光磊落真率简约而决不心理阴暗潮湿行为苟且猥琐。《论语》有言“当仁，不让于师”，“朝闻道，夕死可矣”；西方则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表达的皆是“和而不同”的真实境界。无论东方西方，都崇尚“道”、“真理”这个“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世间没有比坚守“一”更重要的东西了，所以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道乃仁、仁心仁德仁政。就人之个体而言，是仁厚真诚善良正义博爱宽容律己知耻；就治国理政而言，是尚仁德尚文化尚文明尚礼教。

　　在当今强化依法治国大背景下，这些德治仁治之作为与法治可生成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之效。

　　其次，“和而不同”还含蕴中庸之精义。孔子强调的是两条：要坚持正确意见，以纠正谬误，这是原则；但要用得体的方法把它做得恰到好处。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 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互相批评，又和睦共处，这即是孔子要求的“士”，也是孔子向往的人际关系、社会秩序。

　　“五四”以降，中庸之道几近贬义，至今，仍有讲国学课的教者把中庸解读为“和稀泥”，这是对思想尊严的大不敬。实则，中庸之内蕴丰富多元，孔子是要求人在各种事情各种场合所言所行皆要恰当得体，无过不及，不偏不倚，从容中道。试想，一个人不欺骗不虚伪不矫情坦陈己见坚持真理，而又使对方接受起来不为难不窘迫实现“礼之用和为贵”，难道不是一件很具“正能量”、很有建设性的好事么？

　　再次，能否做到“和而不同”，孔子视为君子与小人的重要分野。“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愚意以为，孔子对君子与小人不仅在意，而且研究得极有深度。在“和而不同”的思想中，其实暗含着人作为主体的生于内而化于外的独特方式，在《论语》中有一段话既有趣又重要：“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在夫子看来，君子没有可争的事。若有所争，一定是比箭吧！相互作揖然后登堂，走下堂来相敬饮酒。这种竞赛即便是争也是君子。这是对“和而不同”形象的恰切的直观的描述。这是存在的诗意。这是人性的升华。说白了，“和而不同”是真和，“同而不和”是假同；君子博弈，小人暗斗；君子团结，小人勾结。

　　最后，若做到“和而不同”，社会尚仁，至少要在修身立德、教化教养方面持之以恒去强化、去努力。孔子十分重视道德与教化。“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在孔子看来，修齐治平，修身是起点，人之要立，必以德为本。修炼仁德，忠恕而已矣。

　　当下时代，上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乃作为中华民族统一恒定的价值理念，应孜孜以求；而就个体的“人”而言，亦应有最起码的道德操守来奠定人生之底色。譬如人要有耻感，知耻的前提是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遗憾的是，人之缺少耻感已成今日社会令人担忧之现象了。此种现实切不可衍生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吾忧也”。既要忧，更要有路数去改善现状。要营造环境，要树立社会导向，也要从纯粹的教育层面去破去立去改革创新。

　　现代文明离不开传统与现实的对接交融碰撞扬弃，“和而不同”，社会尚仁，无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化理念和社会理念，由是，世道人心才既可指向古意，又可指向未来；人际才清明，社会才有序，民族的精神走向才健康。（作者系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