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政治学中最基本的概念。它是一个历史范畴，与国家相伴而生，又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其内容及活动的形式和范围。以这一概念为线索，结合中西比较，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学说。

　　“政治”一词的本义，在中国和西方有所不同。在西方，“政治”源于古希腊语的“城邦”（城市国家）一词，政治学即“国家学”。在中国古代，“政治”通常称为“政”或“治”，主要指布政治事，“治者理也”“劳心者治人”。这就是说，政治的活动方式是“治”，“治”的对象是“人”，“治人”的目的是使之安定、有秩序、服从管理。“在君为政，在民为事”“政者事也”。“为政”“从政”“执政”即行使权力、治理国家。“政”又称为“刑政”，主要指一种统治手段。中国古代的“政体”一词虽也涉及制度，但主要是指统治方略。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所说的“政治”，主要指治国之道。

　　然而，如果据此推定中西方古代政治学说在对象、内容和范围方面有重大差异，或认定中国古代政治学说仅关注治国之道，就会失之偏颇。其实，中国古代的“政”与“治”是包括国家制度问题的，如人们议论政治时常讲“政者，正也”“政者，制也”。既然政治的目的之一是率民遵循正道，就必然需要定制、立法、制礼，这就涉及确立政体、制度、法律及行为规范等一系列问题。国家与法的问题一直是中国古代政治学说所关注的重大课题。以现代意义上“政治”一词为标准去考察，不难发现，中西方古代政治学说虽各具特点、各有侧重，但所涉及的对象、内容和范围并无大的差异。

　　比较而言，中国古代政治学说的确更偏重治国之道的研究。这个特点可能与中国很早就确立了君主专制制度有关。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面对的是众多城邦组织该如何选择理想的国家制度问题，他的学说必然以国家理论为中心。西欧中世纪的政治学说以教权与王权哪一个应居于最高地位为中心课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后，人们力图以人权代替神权、以国家代替教会，因此致力于重新解决关于国家体制和建立原则的认识问题，从理论上证明各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不是由教会和教条创造的，而是以权利为依据、由国家创造的。西方政治学说之所以更重视国家与法律问题，固然与学术传统有一定关系，而现实的政治需要才是根本原因。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现代西方政治学开始把目光移向如何维护这种制度，其学术重点也因此而转向政府决策、政治参与、政治行为、政治文化等。这个变化很像中国古代的情况：大一统制度确立以后，大多数思想家更关注治国之道。

　　总体而言，中国古代政治学说以国家政权为中心，兼及各种政治现象，提出系统政治主张。应特别指出，中国古代国家政权的核心是君主与君主制度。以儒家政论为例，儒家是以“礼”来概括自己的政治学说的。礼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结构、国家政体及相应的政治规范。儒家以天道、人性、道德论证君主制度、等级制度的绝对性，然后以此为前提，讨论王道仁政及礼乐刑政等具体的治国之道。儒家的政治学说几乎包纳了中国古代的一切政治现象，其他学术流派的政治学说大多与之类似。法家的政治学说则显然是典型的以君主为核心的“国家论”“法制论”。

　　中国古代政治学说包罗万象，有时还与其他领域的学说理论交织在一起。因而在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时，研究的内容和范围宁失之于宽，勿失之于狭。除了关于国家、政体、法制的理论，还应根据中国古代政治学说的特点，关注政治哲学、社会模式理论、治国方略与政策理论、政治实施理论、政治权术与政治艺术理论、政治道德理论等，关注其他门类学术理论中所包含的政治理论内容。（作者为南开大学荣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