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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他还说,中华民族历来对自己的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只是到了近代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文化自信、国民自信受到极大损伤。文化自信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前提,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然而即便是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的文化自信与作为一个大国的地位相比是远远不相称的。文化自信既包括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也包括对红色文化及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优秀文化的自信,其核心是对中华民族核心精神价值的自信。
一、坚定文化自信面临的三大障碍
缺乏正确的文化心态,自卑大于自信。文化心态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和稳定性,一经形成,不仅会影响人们的文化选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的发展和变革。一般说来,现在国内大致有三种心态:一是文化自负,即片面夸大本土文化及其价值,在文化的自我陶醉中排斥一切外来文化;二是文化自卑,即盲目崇拜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低估本土文化,认为本土文化不如西方文化;三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即在自我觉悟的基础上对自我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无论是文化自负还是文化自卑,都是一种文化不自觉和不自信的表现,前者极易导致文化复古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后者极易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迷失。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国人的自信心逐渐崩溃。向西方文化看齐,全面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习惯性检讨,文化自卑成为国民文化心理的主要特征,中国人可以不知道孔子和儒学,但是不能不了解“民主”和“科学”;知识分子可以不会文言文,但是不能不会英语;有志之士可以怀疑国人的种族品质,但是不能怀疑西人的种族品质。改革开放以来,“言必称西方”再一次成为国人的普遍心态,国际化、全球化被等同于西方化,很多国人对西方的商品名牌趋之若鹜,对西方的节日过度追捧,对西方的快餐过度追求。
缺乏对自身文化的科学认知,盲目追随西方。“尽管文化以动态的形式存在,随着文化的发展,新的规范会出现,进而导致人的行为方式及文化的其他方面发生改变,但一个民族的核心精神价值却可能保持不变。”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中国不断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民主政治和现代文化,以解决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问题。时至今日,我们几乎全盘接受了西方的科学技术,部分接受了西方的制度文明,而如何在融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确立中国文化的自主性,构建超越西方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忽视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这影响了我们对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核心精神价值的准确认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认为,世界上一切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是平等的,文明没有高低贵贱优劣之分,然而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很多国人自觉不自觉地追随西方的文化思潮,盲目认同西方对中国的评价,经常把中国置于与西方对立的地位,夸大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贬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缺乏恰当的话语表述,西方话语盛行。话语是文化表述的重要载体。西方话语随着近代西方政治、军事和文化入侵进入中国,一开始就是强势的,其结果是中国被迫学习西方话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打开了向西方学习的大门,西方话语再一次蜂拥而入,几乎是无处不在,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大到方针政策的制定。可以说如果排除了西方话语,现代中国人几乎不能顺利沟通。学术界也出现了直接挪用西方理论的倾向,用西方理论来比照回应中国现实。问题是现有的西方话语无法回应中国现实,无论是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还是以官僚制为核心的国家中心主义都无法解释中国取得的成就。不仅如此,西方话语对我国文化发展的更大影响在于其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和文化熏陶等方式把西方的文化认知内化为国人的自觉追求,告诉人们西方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非西方”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以至于我们走不出西方的概念框架和言说方式,走不出西方的思维方式和知识体系。这就决定了我们只能跟着西方说话,我们思考问题的角度、解决问题的方法乃至最后得出的结论都难以超越西方,不是我们不想超越,而是受话语本身限制。
二、坚定文化自信的路径选择
在调适心态中增强文化自信。只有调适文化心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才能真正树立自我反省的意识,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崛起。首先,增强文化自信需要正确认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清醒地认识到自身文化的良性和劣性,扬长避短,把良性发扬光大,劣性有效抑制;需要真正认识到文化的作用,文化不是工具,而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人类的精神追求,是为解决人类的生命体验提供智慧,是为解决人类“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的问题而存在的。其次,增强文化自信还需要把握文化的本质,需要认识到文化是多元一体、多样共生的,各文化之间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具有多样性特征;需要认识到文化的变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文化辐射力由弱到强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最后,增强文化自信需要人民群众的文化自觉,需要党和政府更加自觉地担负起传承优秀文化和发展先进文化的历史责任;需要人民群众对自己国家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着清醒的认识,更加自觉地传承中国文化精神。
在文化反思中找准文化定位。借用霍米·巴巴的观点,文化定位不仅是一种话语方式,还是一种实践方式,即通过文化的对话和商讨,使文化权力在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达到一种均衡的发展和认同。不可否认,近代以来,西方的自由、民主、法治和科学等价值理念已经内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中国文化呈现出杂交的状态,既有传统文化的成分,也有西方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成分。中国文化要想走在世界文化的前列,必须在承认文化杂交的基础上,通过反思自身文化,找准文化定位的着眼点,设计一些适合于现代生活的规范和价值标准,并把这种观念或要素融入人们的思想中,进而向世界提出我们最佳的部分。找准文化定位需要着眼于当下文化的梳理和研究,展现我国在文化建设领域实践的新发展,回答我国在文化建设领域面临的新问题,推动中国当代文化元素和文化符号走出去;需要客观全面地分析传统文化,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当代价值,使之转化为现代文化的丰富内涵;需要着眼于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价值追求对传统经验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代经验加以重新编码。
在文化创新中构建中国话语。根据埃弗雷特·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创新扩散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观念、新事物和新实践通过特定的渠道扩散到大多数民众之中的社会过程。文化创新的采用者包括原始创新者、早期采用者、早期众多跟进者和后期众多跟进者,在其扩散过程中,创新并不需要保持一成不变,不同的采用者可使用不同的方法进行再创造。这是一种由少数人到大多数人涟漪式的关系。一个国家的文化也是这样,只有创新才能为世界关注和效仿,继而引领世界文化发展。文化创新既包括制度文化创新和行为规范创新,也包括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创新,其中后两者是文化创新的核心。创新话语体系需要通过一定的研究思路、规范的研究方法和良好的理论构建来研究中国现实,增强学理性;需要用中国话语阐释我们对生命、对世界最本质的科学理解,或者将本土经验上升到普世的高度介绍给世界,或者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上提出解释人类共性问题的理论;需要以问题为导向,切实考虑基本国情,在减少宣传印记的同时,增强话语体系的科学性、规律性和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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