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精神文化产品更多地打上市场烙印，以故事为绝对要素的小说得风气之先。长篇小说热、影视改编热莫不与此相关。但总的来说，文学边缘化已成定局，诗歌更在边缘之边缘。新世纪以来，诗歌依然沉寂，但也出现了诸如“梨花体”“打工诗人郑小琼”“羊羔体”“乌青体”“啸天体”和“余秀华诗歌事件”等影响逸出文坛的重要事件。

　　诗坛的这些事件，有一个重要特点：发起在网络、主场在网络、波及纸媒，诗歌圈与读者双向互动。诗歌阵地转移到网络并不断扩张，诗人的创作欲望有更多释放通道，诗歌写作更加活跃，掀起“民间诗刊热”和“网络诗歌热”。其间虽有很多严肃的诗歌写作者和优秀诗作，但更被大众关注的是诗人行为或诗歌秀，而不是诗歌艺术本身。再好的诗歌如果没有“事件”因素，只会在小众中泛几朵浪花，而一旦诗歌变为诗歌事件，就会掀起巨波狂潮。新世纪诗歌的互联网传播特性越来越明显。

　　网络成为诗歌新阵地

　　2000年7月，《下半身》同人诗刊创刊，发起者用诗歌网站对“下半身”诗歌主张及诗歌作品大肆宣传。很快引起了诗界的关注与争议，且延伸到网民阶层。2003年3月，“垃圾派”诗歌网刊《北京评论》诞生，第二年开始在网络上形成声势。2006年9月中旬，女诗人赵丽华早年在纸媒发表的一些口语化诗歌被人放到了网上，众多网站转载，被网友讽刺性地命名为“梨花体”诗，并纷纷模仿尽显讥讽之意。有网站甚至推出仿制赵丽华诗歌的“作诗软件”，“软件诗歌”在几天时间里竟达几十万首。由对“梨花体”的“恶搞”发展到对于现代诗的整体性“恶搞”，引起了文艺界及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和激烈论争。

　　1980年出生的打工诗人郑小琼，2001年到东莞打工并写诗，有多篇诗歌发表于《诗刊》等报刊。2007年获“人民文学奖”，入选“中国80后作家实力榜”。她引起的热议和赞赏也发生在网络。2010年10月19日，湖北诗人车延高的诗歌《向往温暖》获“鲁迅文学奖”优秀诗歌奖甫一公布，当夜一位名为“陈维建”的人便在其新浪微博中发表一则名为《“梨花体”后“羊羔体”？》的短文，“羊羔体”一词便不胫而走。“羊羔体”“梨花体”都是被媒体和网友联手制造出来的“诗歌事件”。2012年3月，科普作家杨轶发表了一则微博：“这是诗？这真的是诗吗？奇诗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并贴出了五首乌青的旧作，“乌青体”被正式命名。在这个“话语狂欢”的网络时代，一向高雅的诗坛冒出“梨花体”“羊羔体”“乌青体”“啸天体”这样一些“大白话”“大废话”诗歌，网友的调侃，当然也有游戏的成分，但也表现出对简单化、口水化诗歌的强烈不满。

　　上述以网民为参与主体、诗歌界也积极跟进的诗歌事件，大都属于与诗歌相关、以诗为主题的诗歌行为。便利、快捷、门槛低的网络是诗歌的主要平台，扩大了诗歌的影响，增加了诗人的知名度，弘扬了小部分优秀的诗作，但更败坏了诗歌的声誉。诗歌评论的阵地、阵营和评论方式也随之扩容，良莠不齐、雅俗有异。

　　网络赋予诗歌“选秀”特质

　　今年初大热至今高烧未退的“余秀华诗歌事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偶然事件。既有与这些事件相近的互联网传播特性，也有一些新质出现，是一场“仿综艺选秀事件”，体现了互联网更繁荣时代的更繁杂特征。

　　作为一个诗歌天才，余秀华身上烙有诸多符号：地域的、性别的、生理的、美学的、社会文化的。当下少有诗人能提供如此丰富的话题和审美性供大众消费和学界评判。余秀华的大红大紫，反衬了诗坛的落寞与大众的鼓噪。近些年来大众对诗坛的关注，明显带有与诗歌无关和泛文化相关的看客心态，余秀华诗歌事件也不例外，但除了被消费的命运外，确实提供了一系列堪称出色的诗歌文本，成为诗坛之幸。

　　除了与前述诗歌事件相近的互联网特性之外，余秀华事件过程还突出体现了电媒时代的综合性特征，不妨把它称为“仿综艺选秀事件”。跟综艺选秀节目“选手选角——线下参赛线上展播——获赞挨骂——炒作话题——进入演艺圈发行作品”的流程颇为相近，余秀华事件是“诗人选角——线上线下传播转载作品——获赞挨骂——产生话题——出版诗集等”。两类不同性质的事件，在大众互联网时代的共同背景下，运行轨道如出一辙。

　　余秀华成名前，获得过好几位老师的赏识，但传统纸媒诗歌刊物的《诗刊》编辑借公众号微信使其迅速被网民接纳。编辑和诗评家的慧眼让余秀华从诗坛的汪洋大海中浮出水面，打通了现实与网络的链接。借助他们的圈内能量，将余秀华作品采用“标题党”手法在网络推广，使其获得权威认证，进一步获得网民的强烈关注和转载，变成了著名的互联网传播事件，并带动线下作品的消费和事件传播，之后又返过头助推网络关注，形成了营销界所说的O2O闭环。

　　避免网络大众传播弊端

　　事件营销只是初步成功，要引导大众的持续消费，就需将事件消费扩展到人物消费和故事消费。互联网时代人物消费的热门标签为个性、草根、不完美、情感、天赋或特长等；而事件消费的热门标签则分为逆袭、好玩、催泪、速成、励志和传奇等。有了这些要素的完美搭配，大众的消费热情才能得以延绵。才能有“线上线下传播转载作品——获赞挨骂——产生话题——出版诗集等”的后续过程。余秀华的草根性无可置疑，有着触动万千网民敏感神经的身份标签——农民、残疾农妇，比一般草根更具吸睛力的身份标签，更能不经意地激起知识分子的垂悯与批判、公众的愤怒与同情。如同旭日阳刚、大衣哥这些农民标签的身份者轮番上场、顺利唱响春晚，余秀华以诗和诗之外的诸多多媒体时代消费元素走红诗坛。这些事实时刻提醒我们，农村叙事、农民叙事在中国这个广阔悠久的农业大国中，依然有着极大的消费空间。特别是跟公众想象有着巨大反差的农民角色，更能激起大众的消费热望。

　　余秀华的故事和作品在传播过程中，参与角色越来越多：刘年、沈睿、王法、臧棣、韩东、伊沙、沈浩波等增加了这个故事的内容变量，故事要素越来越全，越来越好看，充分满足了大众对于“仿综艺选秀事件”的完美想象，以至《月光落在左手上》四次加印，销量突破10万大关，成为20年来中国销量最高诗集。在当今时代，一个纯文学事件的影响力能到这个份上，几乎是极限了。

　　当然，真正为余秀华的书买单和认真阅读的人来自于严肃文学的阅读者和研究者，他们能够细心品悟余秀华作品的深刻价值，避免大众传播的消极影响。无可否认，生理的缺陷而且是事关思维和表达的大脑的残疾患者同时是一个诗人，使其诗在读者心中涨分增色；无可否认，“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样惊艳的标题，与这个眼球经济一拍即合，使其知名度暴增；但更加无可否认的是，脑瘫患者、女诗人余秀华的诗大都是值得文坛关注、经得起时光打磨的好诗。大众传播虽然泥沙俱下，有不少的负面影响，但也正是他们使余秀华大放光彩，让我们有机会领受诗歌的璀璨。一方面，我们要掌握网络传播的特性，对优秀的作品进行有效宣传；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警惕网络大众传播的弊端，避免低俗、浮躁之风借着诗歌之名在网络上盛行。（作者为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