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西方人眼中，“二战”的主角始终是美英苏，中国英勇抗击日本的行为和贡献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近十年来，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和中国在国际上引起的普遍关注，西方学者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在中国。原来，在西方，1939年9月发生的波兰战役一直被看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中国国内的世界史或二战史书写也大都跟着采用这一观点。然而，近年来西方学界自身首先出现了变化，不少学者认为二战实际上开始于中国。一说起于1931年中国的“九一八事变”。英国军事史家安东尼·比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将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作为战争的开端。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奥弗里也认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是15年全球暴力冲突的开始。一说起于中国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牛津大学教授拉纳·米特认为，中国是第一个对抗轴心国的国家，早于英国和法国两年，早于美国四年。中国的全民族抗战，改变了东亚与世界的政治格局，极大地消耗了日本国力，改变了日本的“北进”计划，延缓了日军的“南下”步伐，为苏美英等盟国赢得了宝贵时间。因此，中国率先开辟的东亚战场是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卢沟桥事变开始的抵抗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开端。一说起于中国1937年的淞沪会战。在丹麦学者何铭生看来，淞沪会战是日俄战争以来亚洲最残酷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是中日双方主力第一次大规模正面作战，是现代“城市战”的开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名震世界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场景为人所熟知，其实这样的场景早已出现在中国的淞沪会战中。所以，他将自己的著作副题定为“扬子江上的斯大林格勒”。

　　中国“二战”时就已经是“负责任的大国”。拉纳·米特教授指出，中国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不仅仅是为了国家尊严和生存，而且还是为了所有同盟国的胜利。正是在那场战争中，东西方一起抗击了有史以来最黑暗的邪恶力量。当前在中国以“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时候，国际社会应当记得“中国曾经是同盟国一员”，与美国、英国并肩作战，而不应总以冷战或威胁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当年的中国可以与盟国合作战胜共同的敌人；今天的中国更会以积极的姿态与各国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此外，国际社会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与盟国的合作曾让全世界受益，而历史上的某种势力至今仍令世界不安。

　　毛泽东倡导的人民战争为中国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美国学者罗纳德·斯佩克特的一个主要观点。日本学者盖特具体考察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华北的发展壮大，在他看来，中共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依靠阶级的划分与联合解决了两大问题：获得群众的支持和政治经济的重建。加拿大学者赖小刚指出，抗战时期中共在山东的大发展，固然得益于其在经济、财政、社会等方面采取的措施，但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中共充分利用战略空间，并与其他政治力量特别是国民党进行了切实的合作。拉纳·米特也从许多新的角度论及中共方面，他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展现了一个思想家高屋建瓴的远见卓识”，“延安依靠坚决抵抗的策略获得了强大的力量，就像一座灯塔一样吸引了大量的移民”。凡是到过延安的外国人普遍感觉：“他们来到了另一个国家，正接触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是“中国最具凝聚力最有纪律性和最强势的抗日政权”。它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扩大，主要是实行了“三三制”和符合当地发展的政策。剑桥大学教授方德万说，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性就在于打开了中共的胜利之门。

　　抗日战争增强了中国民众对国家的认同。英国学者戴安娜·拉里充分利用新公布的档案和各种文献，辅以对幸存者的采访，描述了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极大灾难：城镇和村庄毁灭，人民流离失所，经济和社会面临崩溃。然而，正是在迁移和逃难中，人们才切实地感受到了国家的存在，并产生了对国家统一的渴求。正如拉纳·米特所说，“战争的形势使得大家对‘国家’这一概念的认识，以及个人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变得更加急切，更具意义”。“统一中国”的思想观念从此深深烙入人民心中。同时人民也认识到，政府不能仅仅向人民索取，而还应该提供福利和公共服务。由此，自然促使人民对国共两党进行比较。在戴安娜·拉里看来，正是战争的恐怖以及它所造成的破坏，改变了人民的认识和态度，使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并在1949年获得政权，真正地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中国战场的抵抗更多地源于中国自身，而非单纯依靠外国援助。美国学者弗兰克·迈克瑞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在几乎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坚持抗战，实际上扮演的是“同盟国代理人”的角色。中国在为同盟国而战，也是为世界而战。方德万指出，后来中国成为美英的盟国，确保了最后战胜日本。但是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是实实在在的。如果不是中国在战场上拖住日本相当的兵力，它不但可能会“南侵”得更早，而且可能会“北犯”，甚至入侵中东。英国首相丘吉尔就曾说，“中国一旦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团，也许有20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而如果日本进军西印度洋，“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由此，一些利益相关国家在抗战时期给予了中国不同程度的援助，但是，毋庸置疑，中国抗战主要依靠的是自身的力量和资源。值得注意的是，拉纳·米特还认为，虽然国民党曾一再被迫把自己的军队按照有利于盟军地缘战略利益，却有损于中国自身目标的方式投入战场。但是，“西方盟友”却在其“内外交困”的时候置之不顾，最终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垮台。或许这是后来共产党政权在外交上一再强调独立自主的历史根源。

　　战后日本之所以不像德国那样彻底地反思战争罪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美苏陷入冷战。西方学者顾若鹏等人指出，从1931年到1945年，日军在对华战争中犯下了无数罪行。当二战结束之时，盟军似乎已准备对这些罪行予以惩罚。然而，美国为了对抗苏联及中共的威胁，很快转而扶助日本。如此举措，形塑了东亚冷战时期的现实政治，并仍影响着当下东亚的国际关系。在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观念下，掌握世界话语权的美英等国总是不愿承认中国在二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这给某些逃避二战罪行并试图篡改历史的国家和势力提供了机会。其中，一个各方都没有想到的后果是，日本军国主义在若干年后又死灰复燃，这是国际社会不得不面临的新问题。

　　总而言之，在相当多的西方学者看来，中国的抗日战争史是一部中国人民的灾难史，是中国人民的抗争史，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史，是中国提升国际地位的关键。世界不能忘记历史的中国，也不应敌视现在的中国。（作者系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