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各地在戏剧创作中都很重视挖掘当地的文化资源。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各地文化资源丰富。诸如历史人物、民间传说、文物古迹、山川风物乃至革命历史、当代英模人物等等，都可成为创作的素材。着眼当地文化资源的挖掘，可以开阔创作思路，体现地域的文化特色和文化的多样性。但在当前的创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地方过于急功近利，把戏剧创作当做打造“文化名片”的一种手段，不尊重艺术创作的特殊规律，因此这类作品艺术质量参差不齐。由于这类创作目前正处于方兴未艾之势，所以对创作中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很有讨论的必要。

　　首先，不是所有的资源都可能“转换”成戏剧的。这包括主客观两方面。就“题材”本身说，戏剧作品要求有“戏剧性”，但某些历史人物和当代人物的生平和事迹缺少“戏剧性”，而虚构又要受到许多限制。所以就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读报告文学大家很感动，但看舞台演出，却不如读报告文学。所以在题材的选择上一定要兼顾题材本身的重要性和据以创作为戏剧的可能性。从创作的角度说，剧作家必须是对人物和题材真正产生了兴趣，受到人物的行为和心灵的震撼，“情不可遏”，这样才能创作出好作品。从近年出现的一些优秀作品看大多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如越剧《马寅初》、柳琴戏《沂蒙情》，开始作者都不愿接受这个任务。后来在熟悉资料和接触群众的过程中，他们被马寅初的精神品质所感动；他们被沂蒙老区的人民的精神所感动，才充满激情地写出了这些作品。

　　同时我们看到，不写本地的人和事，只要作品成功，同样可以成为亮丽的“名片”。上海京剧院创作演出的《曹操与杨修》、《廉吏于成龙》等，主人公都不是上海人，但作品成功了，就给上海京剧院带来巨大的声誉。上海宝山沪剧团创作演出的《挑山女人》，主人公的原型是安徽人，她在丈夫不幸去世后做挑山工赚钱抚养子女长大成人，她用柔弱的肩膀“挑山”，这是真实的故事，也具有一种象征的意义，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中国妇女和母亲的颂歌。它的意义和价值远远超过地域。

　　有些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在多个地域流传，比如大禹的传说。大禹是一位历史人物，但其传说则具有民间性和神话性。浙江绍兴有许多大禹的遗迹，当地也编写了多部以大禹治水为题材的戏剧。最近到陕西宜川县，看到围绕壶口瀑布也有很多关于大禹的传说。壶口地貌的鬼斧神工，增加了大禹传说的瑰丽色彩。当地也创作了大禹题材的戏曲。由此我想到，这类题材是我们民族的共同的文化遗产，各地都可以用。不必一定论出谁真谁伪。再如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流传很广泛，浙江的宁波、上虞、杭州，江苏的宜兴、山东的济宁，以及河南的汝南等地都有梁祝的文献记载和遗存。哪里是“梁祝故里”曾发生过很多争论，现在四省六地已达成“联合申遗、共同传承发展”的共识，各地都可以把它作为戏剧创作的文化资源。即使没有梁祝遗存的地方也有这一题材的戏剧，如东北二人转中也有梁祝故事，人物的语言和地域环境都带有东北的地域色彩。不把传说中的人物局限于某地，应更有利于创作的繁荣。关于诸葛亮“躬耕”地到底是襄阳还是南阳，也有长期的争论，清代的知府顾嘉蘅写了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满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我想我们对历史名人应当抱这样的态度。

　　写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当代的英模人物要在重大关节上符合历史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但戏剧作品需要通过“事”写人物的情，因此剧作家必须发挥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如前述的几部作品的感人之处都在于人物的独特的情。

　　与英模人物相类似的还有如何表现一些重大事件和惠民工程。如宁夏把一些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的居民搬迁到适宜生存的地区，这无疑是一项惠民工程。但在搬迁过程中遇到很多抵触。地方领导希望戏剧舞台上演一演这件事，是合理的。但怎么表现？秦腔《花儿声声》在搬迁事件的背后写出了人物内心深处的感情，写出了农民对土地的热爱和感情的淳朴，通过主人公杏花几十年生活的回忆，使我们看到，“故土难离”是有很深的原因的。作品写出了人物内心深处感情的真实和美丽之处，引起观众的共鸣，因此它的艺术感染力要超出对一项惠民政策的宣传。再如南京的话剧《民生巷11号》，描写三位古稀之年的老人面临居住大半生的老房将要被拆的情况下种种内心活动和作为，他们对故居的依恋是与他们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的。特别是通过他们对学生时代的生活的回忆，既表现了老人们心理的丰富性，又拉近了与当代青年学生之间的距离。艺术的作用就在能促使人们心灵的沟通。当地民政部门要把这个戏作为保护古民居的“教材”组织大家观看，也未为不可；但这部作品的意义远远大于某项具体政策的宣传。

　　习近平总书记说：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我们组织创作的同志和从事创作的同志都应该明确这样的观念，不要把戏剧的作用简单化，必须让它通过“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途径，达到总书记的上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