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毛泽东、朱德在延安指挥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杀敌。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的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团结、动员和组织全国军民，经过历时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战的伟大胜利。

　　在八年抗战不同阶段，中国共产党都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党在战争的洗礼中日益坚强、壮大、成熟，而作为基础和前提的因素，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在理论上的不懈探索、总结提炼、开拓创新，形成了一整套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思想理论，不仅成为抗战胜利的学理支撑，而且为整个中国革命事业提供了行动指南。

　　一、关于现代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与前途等问题的理论

　　1939年12月，在毛泽东与其他一些同志合著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课本中说，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并从十个方面勾勒了这一变化的过程，从六个方面描述了这一社会的特点，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作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重大论断。

　　根据现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即国情，课本写道：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主要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民族压迫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是反帝的民族革命。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关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认定它“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并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科学概念：“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

　　1940年，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形势和总结了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对“中国革命的动力”作了重要修改，主要内容是：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这就使我们党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更切合实际从而更准确更科学了。

　　二、关于统一战线和政策策略的理论

　　早在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刚刚站稳脚跟之时，党中央就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根据抗日政治形势的基本变化，纠正前段时期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召集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阶段，在党和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党正是本着这一精神，促成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在共同抗日前提下再度合作，结成统一战线。但毛泽东在1937年9月撰文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是只限于国共两党，它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并从理论上作了深刻阐明：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现阶段是要实行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是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理由”。后来在1939年10月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把统一战线同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一道，称为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

　　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采取什么政策策略？这是事关抗日战争全局成败的关键问题。党于1937年8月在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确立了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同年11月，毛泽东在一个报告中说，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关门主义，这是因为国民党还没有抗日的缘故；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则转到右倾投降主义了，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已经抗日了的缘故。所以“左”倾关门主义仍然要防止，同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强调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反对这一原则，从先前的一贯“左”倾忽而转向右倾，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实质是一切经过和服从蒋介石。这种右的倾向，直到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才在基本上得到克服。

　　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论政策》中指出，在国民党顽固势力发起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党在目前时期的政策和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有重大的区别。在整个抗战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决不会改变的，但过去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再简单地引用。现在的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个方面的政策，例如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在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有理、有利、有节；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等等，并提出对于在抗日问题上立场和态度不同的各派政治势力应加以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

　　三、关于武装斗争和党军关系的理论

　　1938年8月2日，毛泽东对抗大毕业学员讲话，首先讲“战争第一”问题。他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对外不独立，对内不民主。根据这一特点中国革命便是战争第一，军事第一。枪杆子里出农会、出工会、出政权、出共产党，枪杆子里出一切，这是真理。我们说枪杆子第一，是在革命的政治前提下，枪杆子必须服从革命的政治。

　　同年11月6日，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进而从理论上阐发了这一观点：“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指出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只是其表现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所谓合法斗争以进入武装起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他用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论证斯大林提出的“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论断的正确性，认定“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他还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次年的《〈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用建党以来十八年的经验进一步论证“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党的失败和胜利，后退和前进，缩小和扩大，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把武装斗争称为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之一，再次强调：“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