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居官箴言”（局部）

　　腐败是人类社会的政治顽疾。只要存在权力，就有可能产生腐败，古今中外莫不如是。因此，反对腐败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课题。从最古老的神话传说，到当今的制度、法律，皆可窥见世界各民族遏制腐败的努力。中华文明持续发展了至少五千年，与腐败斗争的悠久历史，无论积累的经验，还是获取的教训，都非常丰富。古代中国有种文献，称为官箴，在预防腐败方面，也曾发挥过特殊的作用。

　　官箴的内容与预防腐败的关联程度，直接取决于作者的撰述动机

　　写定官箴文书首先需要具备动机。例如，杨昱《牧鉴·序》曰：“牧鉴者，集经史百家之格言懿迹，有关于政者，为牧人者之鉴也。必曰鉴何？人欲修容者，则冶金为鉴以自见，况司牧者，可无鉴乎？修容者，鉴于金则容可正；司牧者，鉴于古则治可进……古固有恐过优游，将不堪事，朝夕运甓者，今出入经史，纂集抄录，将不可与运甓者方乎？”在序文里，杨氏开明宗义地指出，以书为司牧者鉴，且避免优游过度不堪事，是自己选辑《牧鉴》的目的所在。

　　事实上，也有官箴文书不像杨昱那样明确交代撰述意旨，而是将其隐藏在文书的字里行间。吕本中《官箴》开篇即言：

　　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然世之仕者，临财当事，不能自克，常自以为不必败。持不必败之意，则无所不为矣。然事常至于败而不能自已，故设心处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

　　他认为，当官之法无非清、慎、勤三事而已，之所以书于篇首，意在劝勉仕者“设心处事，戒之在初”。其资鉴之旨，虽未明言，却已昭然若揭。

　　《官箴》的这段文字，还能反映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官箴的内容与预防腐败的关联程度，直接取决于作者的撰述动机。吕本中将清、慎、勤三事置于篇首，而“清”又列三事之首，足见其视清廉为宦者的首要条件。关于清廉从政的劝勉，占据了《官箴》的大部分篇幅。如，“当官之法，以直道为先”，“当官既自清廉，又须关防小人”，“徐丞相择之尝言，前辈尽心职事”，“当官者，凡异色人不宜与之相接”，“后生少年，乍到官守，多为猾吏所饵”，“孙思邈尝言……戒于近者，不侈于远”，“叔曾祖尚书，当官至为廉洁”，“当官取傭钱般家钱之类”，“当官之事，务求着实”，“前辈尝言，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诸条或晓之以理，或示之以例，皆在告诫官员洁身自好。《官箴》全文凡三十条左右，诫廉者多达十五条，是与吕本中劝清、劝慎、劝勤的撰述意旨是分不开的。与之相对的，一些官箴文书的撰述目的不在于提倡廉政，也就没有与之相关的内容。

　　官箴能够发挥作用，原因就在于不少官箴文书里囊括了劝诫清廉的内容

　　在古代中国的腐败预防体系里，官箴能够发挥作用，原因就在于不少官箴文书里囊括了劝诫清廉的内容。《臣轨》的“守道”、“公正”、“诚信”、“廉洁”诸章，《州县提纲》的“洁己”、“平心”、“专勤”、“奉职循理”、“节用养廉”、“勿求虚誉”、“防吏弄权”、“严内外之禁”、“戒亲戚贩鬻”、“燕会宜简”、“吏言勿信”、“事无积滞”、“四不宜带”、“三不行刑”、“奉给无妄请”诸条，《三事忠告》的“拜命”、“上任”、“听讼”、“御下”、“慎狱”诸目，《西山政训》的“清狱犴”、“平赋税”、“禁苛扰”诸条，《牧鉴》的“治本”、“心术”、“克勤”、“治体”、“宽严”、“上下”、“烦简”、“急缓”、“听事”、“刑罚”、“财用”诸目，《昼帘绪论》的“尽己”、“临民”、“事上”、“御吏”、“治狱”、“催科”、“理财”、“差役”、“用刑”、“势利”、“远嫌”诸篇，都是中国古代官箴的诫廉精华。

　　这些诫廉的篇章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劝诫，侧重于义理的论述；第二类是指南，侧重于技巧的说明。

　　《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就是一篇以劝诫为主的文字。据推测，《为吏之道》可能是学习做吏的人使用的识字课本。整篇文字在告诫官员修养品行，避免腐败也是规劝的重点。文中的“精絜正直”、“审悉无私”、“廉而毋刖”，即要求官员清白、廉洁、正直，详辨、周全、无私，尽职尽责、不可残暴；原文“临材见利”至“过去福存”一段，反复论述贪污的祸害，要求官员洁身自爱：“吏有五善”至“必有大赏”一段，要求官员忠敬、清廉、审当、善行、恭让。

　　指南类的诫廉篇章，也被称为行为类。例如，《政学录》曰：

　　州县监仓，切近掌印正官，下情既易通闻，群小犹知忌惮。驿递之设，半不同城。官同吏卒，情同猫鼠，不惟禁约为难，亦且贪虐同术。籁天之声，何由上达，又朝夕在其掌握，有冤亦不敢闻。以后发驿徒夫，除徒夫牢头不许擅自殴打外，其驿官以法钤束，其应得责治者，不得过十板。

　　州县之中，官与吏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一方面，官要依靠吏办理具体事务；另一方面，吏也容易借机为非作歹。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上述文字提供了指导性的方法。

　　官箴的传布主要有三种途径：官方的推广、私人之间的馈赠、作为商品的流通

　　官箴写定之后，需要传布才能授予读者。官箴的传布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官方的推广，二是私人之间的馈赠，三是作为商品的流通。

　　第一种途径是由某些主政者的命令实现的，《臣轨》、《大诰》和《御制人臣儆心录》皆属此类。《明实录·太祖实录》记曰：“上以中外臣民染元之俗，往往不安职业，触丽宪章，欲傚成周《大诰》之制，以训化之。乃取当世事之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著为条目，大诰天下。久之，又虑《诰》条所载，未能尽天下之情，续为一编，以申其意，使民观感，知所劝惩。自是，民之作非者鲜，从化者多，故又作三编。”朱元璋不仅亲自编定大诰，而且还采取行政命令强行推广于全国。《大诰》第七十四条“颁行大诰”曰：“朕出是诏，昭示祸福。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徙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观为戒。”

　　与官刻的官箴不同，家刻的官箴通常以第二种途径传播。中国古代的官吏素有交游的习惯，他们会彼此交换书籍，分享同好。例如，汪辉祖的《学治臆说》、《学治续说》等，在家人的鼓动下交付刻印之后，在关系甚好的交游之间传播开来。河南夏邑令慎习严在赴任之前，老师送给他一册《佐治药言》，随时学习求教。据汪氏的叙述，慎习严正是他的同门，他们的老师就是宰相王杰。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汪氏记载王杰书信：“寄来家刻四种，皆有用之书，必然可传，将《佐治药言》及《续编》重刻装订。俟同人出仕者来见时，人授一编，以广年兄之惠。”信中言及《佐治药言》重刻、馈送之事，慎习严得书，盖即由此途径。

　　清代以后，官箴的传布越来越依靠商业活动。这种情况，一方面归因于当时人数众多的胥吏、幕友的需要，另一方面也由于印刷技术的革新和书坊的出现。根据学者的研究，有的官箴文书通过市场，传播非常广泛，譬如潘月山的《未信编》和黄六鸿的《福惠全书》，尤其是后者，几乎至于初仕者人手一部的程度。

　　官吏们学习官箴的方式是多式多样的，有时甚至会把关键的文字置于最为醒目的地方，可以随时警示自己

　　官箴经过传布，从政者得到书籍，进入学习和践行阶段。官吏们学习官箴的方式是多式多样的，有的时候，甚至会把最为关键的文字置于日常最为醒目的地方，可以随时警示自己。

　　《全唐诗》所载王周《和程刑部三首·公会亭》诗云：“官箴居座右，夙夜算难忘。”诗文反映，王周将官箴放在平时就坐的座位旁边，便于学习。类似的做法，还有宋高宗赵构和明太祖朱元璋。“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是著名的《戒石铭》，赵构令各府州县将铭辞刻石，立于各衙门大堂前，新官上任之时，需率众拜碑，并大声颂读，以示公心。朱元璋则命令将此戒碑立于通往衙门的甬道中，并建亭保护。到清代的时候，又将戒石碑改为“公生明”牌坊。这些措施都是在耳提面命，深化学习效果。

　　有的官员学习官箴，态度是非常诚恳的。官箴所授的内容，的确亦可以弥补仕人的不足。阮元写过一篇《重刻〈学治臆说〉〈佐治药言〉序》，有言曰：

　　此二卷反复数万言，无非上重国事，下济民生，乃极有实用之书。初仕者读之，胜于十年阅历矣。

　　彼时的科举考试以传统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选拔出来的人才缺乏实际从政经验和技能。阮元所谓“初仕者读之，胜于十年阅历”，即在强调官箴能弥补仕人在这方面的缺陷，并在预防腐败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作者为湖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