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中共中央和广西党组织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高举团结抗日救亡旗帜，为推动和争取国民党新桂系集团共赴国难并坚持抗日到底、领导八桂各族人民争取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坚持八桂团结抗战的特殊阵地

　　中共广西党组织积极发动广西各界民众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掀起全省抗日救亡运动高潮。

　　推动组建三届广西学生军。1936年的“两广事变”前后，广西当局接受中共秘密党员谢和赓的建议，6月26日在南宁成立了第一届学生军，北上绥远慰问长城抗日的吉鸿昌部队，深入湘桂边、粤桂边和黔桂边宣传抗日救亡，推动全省40余所中学成立抗日宣传队。第一届学生军被誉为“铁打的一群”。1937年10月间，第二届学生军大队在桂林李家村成立。中共广西省工委调派30多名党员参加学生军，成立党支部。第二届学生军奔赴鄂豫皖抗日前线，学生军中共支部在中共安徽省工委领导下，为华中敌后抗日作出了贡献。1938年11月广西当局组建第三届学生军。中共广西省工委调派99名党员参加学生军，各团成立秘密支部。第三届学生军在广西抗战救亡斗争中经受严竣考验，在抗击日军的桂南大会战中，被称为“兵王”，成为广西革命斗争的重要骨干。

　　积极参加广西当局主持的广西建设研究会，主办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为广西“焦土抗战”培训乡村干部。中共通过李任仁、陈劭先的关系推荐杨东莼、胡愈之、千家驹等数十名著名学者受聘为广西建设研究会的研究员，创办了《建设研究》《时事分析》《敌国舆情》杂志，成立宪政协进会，使广西建设研究会为广西当局坚持抗战发挥重要智库作用。1939年2月1日，广西当局在桂林天圣山开办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中共秘密党员、全国救国会理事杨东莼担任教育长，主持校务。他还通过“桂林八办”和自己的社会关系，聘请一批进步的文化人和学者在校任职。先后有100多名中共党员到地干校工作和学习，他们掌握了全校行政、教学、训练的领导权。地干校在两年间开办4期，培养村街长1400多名，在社会上反响强烈，被誉为“南方抗大”。

　　领导推动各地当局组建抗日战时工作团。中共广西党组织利用广西当局的通令，争取玉林、南宁区国民党军政首脑、开明人士的支持，成立玉林五属战工总团、浔州四属战工团、南宁区战工团，辖20多个县战工团，在桂东南、桂西南、桂中南20多个县城乡活动。各地中共党组织掌握战工团的领导权，成为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力量，在动员全民抗战、开展战时战地宣传，组织民众坚壁清野、协助地方当局破路滞敌，协助部队运送粮草、弹药，救护伤员，支援国军作战，组建民众抗日武装，开展抗日防奸斗争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领导桂林抗战文化运动

　　中国共产党在桂林文化城形成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活跃在桂林文化城的中国共产党人，成为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重要力量。由于广州、武汉的沦陷，从各沦陷区辗转来桂的文化人云集桂林。周恩来不仅亲自做白崇禧的统战工作，而且三次来桂林，调派十余位党员，以抗日文化团体领导人的名义到桂林活动。李克农、郭沫若、夏衍、胡愈之、田汉、李亚群、邵荃麟等，对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后期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指示郭沫若、范长江、李克农通过统战关系在桂林恢复《救亡日报》，成立中国国际新闻社总社和《新华日报》桂林分馆，卓有成效地开展抗日救亡文化运动。“桂林八办”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的成立，使桂林成为中国国统区抗战文化的一面旗帜，从组织上保证了桂林抗战文化的先进方向。1940年1月，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积极组织和推动国新社和《救亡日报》《广西日报》《扫荡报》《中央日报》等新闻媒体，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昆仑关大捷宣传报道。由于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救亡日报》被迫停刊。至1942年1月港澳抗日进步文化人重返桂林之前，桂林抗日文化运动在低潮中坚持。中共桂林统战工委坚定地实行中央制定的方针，团结在桂的进步文化团体，创办《文艺生活》《诗创作》《文艺新哨》等文艺刊物，顽强地坚持桂林抗日救亡文化阵地，利用各种渠道宣传中共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抗战总方针。

　　1942年2月5日，夏衍、何香凝等从香港撤退到桂林后，桂林抗日文化运动再度高涨。1944年2月15日，由田汉、欧阳予倩等倡议筹备，盛况空前的西南剧展在桂林举行。来自粤、桂、湘、黔、滇5省及相邻的闽、赣、鄂3省33个戏剧团体参加，演职员935人。演出节目有话剧23个、平剧29个、桂剧8个、歌剧1个，还有少数民族歌舞、傀儡戏、马戏、魔术等，总计演出170场，观众达10多万人次。同时，举办了戏剧资料展览和戏剧工作者大会及戏剧专题座谈。历时3个月的西南剧展把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

　　转移农村“荫蔽精干”队伍

　　在中华民族危机加重面前，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共赴国难，形成了全国团结抗战的新局面。国民党广西当局一方面坚持爱国立场，实行“焦土抗战”，为了寻求社会的广泛支持，增强与蒋介石中央政府抗衡力量，桂系首脑多次与中共领导人协商，积极与中共建立统战关系。桂系同意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成立，吸收大批进步文化人到桂林活动，聘请专家学者到桂系各部门工作等，对推动广西抗日救亡运动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广西当局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立场，奉行政府片面抗战路线，对中共广西地方组织活动，仍然采取不承认和镇压的政策，这使广西抗日局势错综复杂。抗战初期，就借“王公度托派事件”打击中共势力，杀害陶宝桓、崔真吾等；1937年底制造了百色谈判事件，制造了1938年5月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黄松坚等5人在南宁被捕事件、6月中共那马中心县委被破坏事件、1939年6月中共田东县委被破坏事件。

　　中共中央和南方局从抗日大局出发，坚持团结抗日的方针，于1938年11月营救黄松坚等出狱，派赴广东等地工作，同时对党在广西的工作进行适当调整。1939年7月，南方局桂林办事处宣布撤销广西省工委，成立桂林、南宁、梧州三个特支，由“桂林八办”直接领导，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斗争。

　　1941年5月8日，中共中央确立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的“荫蔽精干”方针。“桂林八办”撤销以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重建广西省工委，钱兴任书记；组建中共桂林统战委员会，由李亚群任书记。经过调整，广西地方组织有所恢复，至1942年7月，全省党员人数900多人。

　　1942年7月9日，国民党当局在桂林制造反共事件，中共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蔓、省工委妇女部长罗文坤、中共南委驻广西省工委联络员张海萍3位共产党人宁死不屈、以死报警。省工委书记钱兴机智脱险，从桂林转移到灵川县隐蔽，后转移到钟山英家农村。

　　1943年1月初，原中共桂西南区特委书记彭维之在桂林狱中叛变，供出桂东南和桂西南地区的党员名单近100人，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玉林“一·一三”事件与南宁的“一·一五”事件，致使中共广西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中共广西省工委沉着应对三大反共事件。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共广西省工委坚定执行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将党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村，布置党员转移到农村寻找社会职业隐蔽埋伏，保存力量。钱兴率省工委机关和黄嘉、庄炎林、吴赞之等二三十名党员骨干转移到钟山县英家，坚持艰苦卓绝的地下斗争。

　　各地党组织经过隐蔽苦干和整风学习，至1944年底，党员总数已恢复到“七九事件”前的900多人，建立了4个县委、17个县特支，另有近10个县、市新建了30多个支部。加上南方局派到广西工作的党员和粤北省委撤退到广西隐蔽的党员和时属广东钦廉地区的党员，广西全省各个系统的共产党员约1400人。广西省工委独立苦斗三年，积蓄力量，居功至伟。

　　发动八桂敌后抗日游击斗争

　　1944年8月，在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前夕，广西省工委指示广西沦陷区的党组织，发动群众，先后组织成立30余支约7000多人的抗日游击武装队伍，发动敌后20多个县的游击斗争，歼灭日伪军1000多人、顽军400多人。1945年二三月间，黄彰、阮平等领导发动了桂东南和钦廉四属两次抗日反顽起义，侵桂日军由此发出“广西不能立足”的哀叹。

　　在领导全省敌后抗日武装斗争的同时，钱兴指示各地党组织秉持民族大义，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44年冬，日军侵占桂林后，百余位抗日民主人士疏散到昭平县黄姚一带。钱兴及时选派一批党员到黄姚，协助莫乃群等创办《广西日报》（昭平版），使之成为桂东团结抗战的喉舌。期间，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通过东江抗日纵队和在桂东隐蔽活动的党员前往苍梧县大坡农村，与全国抗日民主派领袖李济深建立电台联系，坚决支持李济深领导发动粤桂边民众抗日救亡斗争。

　　1945年6月，侵华日军败局已定。国民党大军穷追日军收复广西失地，企图借机消灭中共广西省工委领导的抗日武装。钱兴审时度势，果断指示各地游击队化整为零，迅速将武器埋藏起来，骨干分散隐蔽，保存力量，伺机再起。中共广西省工委领导敌后抗日游击斗争，为抗日战争在广西的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执笔：庾新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