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的地缘特点决定了山西抗日根据地文化的独特样态。一方面，它始终保持着与党的抗战文艺政策的高度一致性及执行的迅捷性；另一方面，又呈现出有别于陕甘非日军占领区域的鲜明特点。

　　山西抗日根据地文化所践行的党领导下的政策指导、组织推动、群众参与、服务人民的理念，它所坚持的大众化、民族化的方向，它所正确处理的文化艺术家与时代的关系、文化建设与群众的关系、传统文化与外来艺术的关系，都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和有益的启示。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东翼、黄河中腹，北接朔漠南控中原，历来是影响甚至决定中国军事政治格局的战略要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隆隆炮声宣告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八路军三大主力迅速开赴山西，开辟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红色根据地。根据地建设不仅改写了战争的结局，更深刻影响着以农村人口为主体的社会底层精神文化生活，使之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回顾总结根据地文化发展实绩及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发展仍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山西抗日根据地文化的发展实绩

　　山西屏卫西北，与陕甘隔河相望，是距离延安红色政权最近的区域。这一地缘特点决定了山西抗日根据地文化的独特样态。一方面，它始终保持着与党的抗战文艺政策的高度一致性及执行的迅捷性；另一方面，又呈现出有别于陕甘非日军占领区域的鲜明特点。党中央关于抗战文艺的方针政策，党对各抗日根据地文化工作的指示与部署，包括文化干部委派通常都先期抵晋并由此深入、扩散，辐射至冀鲁豫内蒙古等地。山西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成就经验也因之得以及时总结并推广，其间出现的种种问题也得以及时反馈给陕甘，为党中央文艺工作决策提供了现实样本，特别是抗战文艺的通俗化、民族化实践。

　　早在1938年初，山西抗日根据地即从抗战形势需要出发，率先成立了通俗文艺研究会、大众文艺社等文艺组织，创办地方化方言土语化的《中国人》报，着力乡村文化、乡村剧团建设及文艺大众化实践，致力于“建设真正的大众的新文化”。毛泽东同志与《晋绥日报》编辑部工作人员的谈话及《晋绥日报》改变新闻作风、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的办报方向，仍是我们今天新闻工作遵循的基本原则。而由延安辗转太行和太岳根据地的木刻工作团、戏剧工作队创作风格的突出变化，其民族化、乡土化创作成果，以迥异于延安鲁艺的新风貌引起广泛关注并引发论争，最终成为促成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动因之一，山西抗日根据地始终大力实践的大众化、民族化方向也成为《讲话》认同并倡导的创作方向。

　　山西抗日根据地文化的有益启示

　　山西是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作为“另一支军队”和“另一条战线”，以宣传抗战、动员民众为目标，党领导下的山西抗日根据地文化不仅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强大力量，而且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是救亡与启蒙两大任务的适时转场。它弥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局限于都市和知识分子间的缺憾，确立了新中国文化事业的组织架构和发展方向，奠定了新中国建立后山西文化事业的基础。它所践行的党领导下的政策指导、组织推动、群众参与、服务人民的理念，它所坚持的大众化、民族化的方向，它所正确处理的文化艺术家与时代的关系、文化建设与群众的关系、传统文化与外来艺术的关系，都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和有益的启示。

　　启示之一，健全组织网络，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党的领导决定着文化建设的方向。抗战伊始，中国共产党就组织大后方和延安文化界人士组成宣传团队奔赴山西宣传动员抗日，真实展现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及群众奋起抗战的英勇风貌。丁玲等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及光未然、冼星海等组成的抗敌救亡演剧队先后深入山西腹地。根据地创建之后，晋察冀、晋冀鲁豫及晋绥边区包括所辖各区党委，以及各军分区、各作战部队相继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边区文联、文化界救国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美术协会、音乐协会和戏剧协会、中华全国歌咏协会等全国性文化组织分支机构相继成立。与此同时，积极建立健全党、政、群组织机构，建设覆盖边区由上而下的红色政权网络，在组织网络中设立文化管理机构或管理人员。农村普遍设立乡村文化娱乐员，青联、妇联设文艺小组，剧社设党支部，向业余半业余剧团派出文化工作员。他们制定章程草案，颁布工作纲领，及时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确立文化工作方向、原则和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计划和文艺政策；指导组建并管理剧社剧团，加强文化团体建设；组织和举办各种座谈会、各种政治学习和业务培训，开展各种活动，并适时总结根据地文化工作经验，讨论解决文化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推动根据地文化发展。这些文化教育机构，既是文化领导机关，又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为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在根据地文化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启示之二，秉承唯物史观，坚持文化建设服务群众依靠群众。党的文化宣传工作必须走群众路线，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他们不仅是抗战的决定性力量，也是根据地新文化建设的决定性力量，不仅是文化的接受者也是新文化的创造人。中国共产党秉持唯物主义群众观，充分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作用。边区文协、文联等机构成立后，从动员抗战、宣传抗战的总目标出发，着力群众文化队伍建设和文化力量培养，各种形式的宣传队、演出队、剧社剧团、报刊社和文化艺术学校纷纷成立。主要有两大力量，一是各战斗部队和边区机关演出社团及学校，一是农村业余剧团。前者有战动剧团、战动青年剧团、战动流动剧团及战动儿童演剧队、太行太岳剧团、鲁艺边区分校，以及八路军三大主力所属抗敌剧社、战斗剧社、湫水剧社、铁血剧社、前线剧社等，师以下单位还普遍成立了宣传队。根据地广大农村，人民群众自我教育、自我娱乐的业余剧团也蓬勃发展。特别是《讲话》发表之后，山西抗日根据地文化迎来了新的发展高潮。广大文化艺术工作者深入到前线战士和人民群众生活中，自觉为工农兵服务，在文艺大众化通俗化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书报杂志这一新的传播媒介坚持大众化地方化，迅速为普通民众熟悉并接受，根据地新闻出版事业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形成了依据不同接受人群细分类别的书籍报刊出版发行体系。除边区政府党委及各军区各部队机关报刊之外，边区文联、文协、青联、妇联等群众团体也办有各自针对特定群体的行业报刊。华北新华书店等文化传媒机构大量出版展示群众文化成果的作品专辑、大众通俗文艺读物，以及服务群众生产生活的《庄稼杂志》《农家历》，大规模出版小学识字课本及《新千字文》冬学课本和卫生科普读物，对民众学文化、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根据地文化所倾力实践的通俗化大众化风格也成为山西地域文化的主基调和主导风格。古老的黄土地处处沐浴着新文化的新风。

　　启示之三，植根时代，坚持推陈出新兼融并包，文化繁荣样态丰富。运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艺术形式包括传统民族民间艺术及一切外来艺术来宣传抗战、动员民众，成为抗日根据地文化工作的首要任务。早在1938年党的六届四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就向全党及抗日根据地各部队发出号召，到民众中去，与群众密切接触，了解他们的生活，熟悉大众趣味，利用旧形式创造新形式，发展民族新文化。然而，抗战形势“快步跑”和文化艺术宣传工作“八字步”的矛盾却异常突出，现实迫使抗日根据地文化工作必须作出调整。一场声势浩大的旧戏旧艺术改造率先在根据地展开，大量创作揭露日军罪行，反映根据地人民杀敌、生产、劳动新生活新内容的新作品应运而生。鼓词、快板、民间歌舞、民间刻绘剔除封建落后成分，充分发挥反映现实的特点和优势，积极投入到抗战洪流中来。专业文艺工作者深入民间，团结、联系、教育、改造民间艺人，向民间艺术家学习，搜集整理小戏、地秧歌、说唱、炕围画等民间艺术，使那些在战火中已濒于危绝的民间艺术得以发掘传承并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在此基础上，抗日根据地文化工作者把戏剧、音乐、诗歌、舞蹈、快板等形式融为一体，创造了载歌载舞的新秧歌，因之而生的民族新歌剧更成为这一时期新民主主义文化艺术的典范。二十世纪初发轫于都市的话剧在抗日救亡的主旋律中，吸收传统戏曲特点，以独幕剧、街头剧、演唱剧等灵活多样的形式，成为大众艺术。音乐创作将西式乐曲创作方法与民族音乐风格相结合，创作出《游击队之歌》《在太行山上》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作品。经过推陈出新时代性转换的传统民族民间艺术，经过大众化本土化探索的外来艺术样式，激发出强劲的生长能量，其冲击力与战斗性、其丰富的形态、其辐射社会的深度与广度是此前任何时代都无可比拟的，它成就了近代以来黄土地第一个文化高峰。（作者为山西省文化厅文化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