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就有一些西方学者开始批评“西方中心”主义，主张研究中国问题需要有“中国取向”。可在二战结束70年后的今天，西方社会仍然严重存在着低估中国抗战地位的意识，其主要表现之一，是不了解日本军国主义的好战性与凶残性，不了解东方社会历史的特殊情况。因此，考察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独特轨迹，将有助于知己知彼，正确判断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关系，深刻认识中国抗战的伟大历史意义。

　　一、中国人民率先抗击世界上好战的军国主义强国

　　中国人民抗击的日本军国主义，是法西斯世界大战的主要推手。日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战后曾任日本防卫大学校长的猪木正道指出：“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并非纯粹的军国主义国家，而是应该称之为超军国主义的极权主义。传统的军人贵族的大多数成了对希特勒展开抵抗运动的中心。”他的结论：“把大日本帝国定义为军国主义是毋庸置疑的。”在猪木正道看来，日本军国主义的好战性，较纳粹德国更具有典型意义。一部近代日本的对外侵略历史可资佐证。自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至1945年战败投降，日本军国主义每5至10年即进行一场对周边国家的侵略战争，用兵之频繁、规模之巨大，在世界近现代史罕见其匹。对这样的侵略战争史，日本右翼著者却大言不惭，粉饰为“百年战争”。

　　20世纪20年代，由第一次国共合作发动的北伐战争推倒了北洋军阀统治。日本军国主义恐惧中国的发展与统一，时任关东军参谋的石原莞尔预测，“中国国民之民族运动与恢复国权运动实属自然”。其结果，“统一必定成功，其国力亦将渐次集结”。

　　日本军国主义视中国东北地区为“日本生命线”，又将中国东北问题同其世界政策联结一体，认为该地区“四周有天然地障，自成一战略据点”“退可保养国力，整顿兵马，待时机成熟，即可猛然跃起，越过天险，侵入中原”。要与美、英“三分天下霸业”，夺得满蒙即可奠下“稳固不拔之基础”。按日本战争预算，控制鞍山钢铁、抚顺煤和油页岩及林木等财源，每年可“绰绰有余地提供3亿日元”，不仅“可以自给自足，而且还可以支援帝国战争”。

　　基于上述战略形势判断与日本军部的扩张需求，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地区。侵华战争的发动，刺激了日本国内战争体制的强化。1936年二二六事件发生，日本国家权力最终落入法西斯统制派军部手中。军部再次修改了《帝国国防方针》和《用兵纲领》，通过“五相会议”制定了《国策基准》，规定“根本国策在于国防与外交相配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方面发展”。从而确定了全面侵华以及针对亚太地域的北、南并进的侵略国策。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招致了世界范围的连锁反应。其后，日本于1933年退出国联，1934年废除华盛顿条约。1936年日、德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及附属协定书，1937年11月意大利签字加入。日本军国主义与德、意法西斯联手，成为横跨东西方的最危险的世界大战战争策源地。因此，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维护世界和平，保卫世界公理正义的崇高意义。

　　二、从日本的北、南进决策看中国抗战的地位

　　一些西方二战史学者刻意贬低中国战场地位，把中国战场看作太平洋战场的附属，但事实表明，尽管日本在太平洋战场集中了海、空精锐军力，但就战争的基本目标、战略地位诸方面考察，中国仍是东方战场的重心，日军主要战略目标在于侵吞中国。

　　日本由北、南并进的国策方针指引，于1937年发动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团结凝聚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全国性抗战，挫败了日军速战速胜企图。日本军部制定出《昭和13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方案》等方略，实施全面的对华战略封锁。日军的进攻锋线缠绕着中国运输线，转向东南亚半岛，意图实现包抄之势。1939年，德国大规模进攻波兰，此举极大刺激了日本的战争胃口。此后两年多时间内，日本军政高层一直摇摆于北进苏联远东地区、南进东南亚及西太平洋的战略选项之间。最终结果是，为掠取战争急需的石油、橡胶等战略物资，日本于1941年12月8日发动太平洋战争。

　　期间，日军曾面对中国正面战场的冬季攻势，以及八路军在华北战场的百团大战。1940年7月27日，大本营联席会议制定《伴随世界形势发展之时局处理要纲》，强调：“首先将重点置于结束中国事变方面。”德军大举进攻苏联后，军部北进派一度抬头。但是，参谋总长杉山元强调：“目前将重兵用于中国，北进实际上不可能。”7月2日御前会议决定：“依然向着处理中国事变的目标前进，同时为确立自存自卫的基础，跨出南进的步伐。”

　　10月16日，东条英机组阁，最终确立“总体战”独裁体制，规定“向南方发展，以分断从背后支援重庆政权使其抗战意志愈加增长的英美势力同重庆政权之联系，这是促进事变解决的极为必要的措施”战略大方向。作战部长田中新一说明：“中国事变的解决，只有作为综合欧亚国际大变化之一环，才有解决的希望。”

　　上述决策环节表明，日本在侵华战争危局中之所以放弃北进而发动太平洋战争，对英美宣战，是为困兽之斗，关键之处在于中国军队和人民的顽强抵抗，打乱了其既定的战略计划，在中国战场陷入困境。亦如日方战略家的分析：“对华战争的指导，已被降低到把命运寄托在南方的从属地位，丧失了本来的性质，最后只好放弃对华战争的指导。”中华民族的戮力抗战，从根基上挫败了日本的战略企图。

　　三、太平洋战争获胜与战后秩序确立中的中国作用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同美、英等反法西斯国家关系更为密切，摆脱了长期以来单独抗战的不利局面。鉴于中国战场的重要地位，1941年12月底至1942年1月，英美两国华盛顿“阿卡迪亚”会议决定，调整对日战线，成立中国战区。中国战区统帅负责指挥中、泰、越等地区的联合国军队。这就将中国的抗战与美国的远东战略联系在一起，密切了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之间的关系。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战场是名副其实的东方主战场。

　　1942年元旦，由中、美、英、苏4国领衔，26国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规定加盟诸国应尽其兵力与资源，以打击共同之敌人，且不得与任何敌人单独媾和。这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中国率先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1943年11月18日，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在开罗召开，12月3日公布《开罗宣言》，规定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等诸项国际原则。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在炉边谈话中指出：“英国、俄国、中国和合众国及其盟国，代表了全世界四分之三以上的人口。只要这四个军事大国团结一致，决心维护和平，就不会出现一个侵略国再次发动世界大战的可能。”

　　在二战结束前后以及联合国建立的过程中，中国实际上发挥了世界四强国之一的重要影响作用。中国提出的和平道义与法制原则，为世界各国所接受。中国坚决支持朝鲜半岛摆脱殖民统治，参与盟军的战后审理，支持琉球群岛的联合国委托管理等等，为战后东亚与世界和平秩序的恢复与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且日益增强的影响力。

　　四、中国抗战的军事贡献及其世界意义

　　欧洲战场的反法西斯战争，参战各国多是发达工业化国家，而中国抗战是中国人民在本国国土凭借后进的自然经济条件与相对简陋的武器，采用独特的战略战术，对抗一个工业化强敌的战争。中国人打出了自己的尊严、赢得了自己的胜利。然而，总有人以西方的空、海现代兵器与大兵团作战为标准，认为中国战场少有精彩好看的场面，由此低估中国抗战的价值。如此见物不见人，见场面不见谋略，就军事科学或军事艺术角度而言，实为短浅之见。

　　即便在当年的血腥战场上，拥有当时世界最强军事力量的战争发动者，已经不时供认其侵略的失败。时任日军最精锐战略集团的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承认日军攻占武汉、广州等大片要地之后，在中国的正面作战，由于“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以及中国军队“抗战意志”的存在，日本企求“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在华北敌后战场上，日军曾推进凌厉的治安战。其战史记载，“开发和获取了大量国防资源送回日本，可以算是华北治安战的一个成果”。但“从全面来看，华北治安战既未收到预期的成果，也未能达成作战的目的”。对八路军的感受是，看不见、摸不着，“旷费时日，真想举手服输”。至1944年日军估计：“根据情况发展，中共进行总反攻是必然的，估计将要选择战略上的重要地区，在各个地方分别开始反攻。”日军占领区有如一块内部被掏空的朽木，等待着最后被击碎。

　　对于抗战进程中的彼我态势及其演进趋势的分析，活跃在当今日本政坛和学界的战略学家、历史学家伊藤宪一做出了独到分析。伊藤指出，在日本“竟然出乎意料地没有战略家”。作为对比，他将毛泽东与汉尼拔、亚历山大等古今战略家并论，指出毛泽东《论持久战》“设想之宏伟，之正确”，使人感受到诸葛亮《隆中对》那样的历史睿智。伊藤又举出最杰出的古典兵法《孙子》，并称为“孙毛”兵法。上述日本的战时军人与战后专家的认识与分析，可谓植根于其深刻的切身体验。它从一个侧面充分显现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创造的反侵略、护和平战略与战术的独特价值。中华各族儿女以抗战之血，铸就了民族自卫之剑，撰写了世界军事宝库中的辉煌篇章。

　　我们可以充满自信地说，中国人民率先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并以极其沉重的民族牺牲，促进了盟国的联合与共同作战，最终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在全世界的胜利，结束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战灾历史。中国人民抗战胜利，不仅确立了自身在世界范围的大国地位，并为成立联合国、重建战后国际秩序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全体抗战军民克服农业经济的贫弱条件，创造出战胜工业化军国主义强国的战略战术，为世界军事史提供了一笔宝贵的军事财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重大转折，有力推动着亚洲与世界步入和平发展的新时代。（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