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我国史学就强调“经世致用”。周初提出“夏鉴”“殷鉴”，其后又有“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等。概而言之，就是“以史明道”。道的含义很广，要义有“道理”“道路”“知然否”等。这些精辟之论都隐含着我们所说的规律问题，规律问题也就是命运问题。史学的内容那么多，如何探求命运问题呢？

　　探讨规律、命运问题，首先要敢于面对历史的真实。历史一去不复返，考古可以显示部分本相，但多数靠历史著作的记述来传递。由于人们立场、观念的差别，历史记述本身就有“真”“虚”“假”的问题，即“直书”“曲笔”“虚言”等差别。后人对历史的认识，同样因立场、观念的差别，又加了一层“真”“虚”“假”。因此，历史研究者的首要之责是求历史之“真”。诚如钱大昕所说：“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求“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要有充分的才、学、识、德，还要敢于面对由于利益纠葛而出现的掩饰、扭曲历史之“真”现象，因而还要有“胆”。只有揭示历史之“真”，才有可能求规律、说命运。

　　弄清历史现象之“真”是探讨规律、命运问题的第一步，进一步则是探求历史内在的本质之真。本质不是罗列材料的直观认识所能达到的，要靠抽象。比如历史上的租佃关系，把现象揭示出来固然要下很大功夫，但其本质是什么？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占主导地位的认识是地主对租佃者施“仁义”、养活了租佃者。苏轼说：“民庶之家，置庄田，招佃客，本望租课，非行仁义。”从苏轼的言辞看，当时颇为流行的看法是地主家对佃户行“仁义”，而苏轼的看法具有反潮流性，非常了不起。同时代的李元弼说的就与苏轼相反：“佃户勤强，便足衣食，全藉主家照顾。”吕陶说得更直接：“天下之自耕而食为天子之农者，十无二三；而食于富人而为之农者，盖七八矣。”佃户是“食于富人”的。尽管有思想家对恶劣的地主进行过挞伐，但主、佃是谁养活谁？多数人认为佃户是被地主养活、靠地主而得生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认识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认定是地主剥削佃户，而得出这一结论的理论依据是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学说把古今剥削规律的谜底基本说透了，这才真正揭示出历史内在的本质之真。

　　司马迁说的“通古今之变”，就是要探寻规律、探讨命运。本质性连续就是规律，而不论现象有怎样的变化和变形。如何做到“通古今之变”？比如，当前我们常听到关于社会不公的声音。如何认识和对待社会不公问题，需要历史地考察。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使许多历史中的问题更加凸显，这些问题也关涉规律和命运。其实，像社会不公这类问题有更深层的历史原因，需要史学参与解析。勇于面对现实的史学应该能够提出可资参考的解决之路，但实际上我们的史学还没有顶上来，功能还亟待全面发挥。

　　托克维尔说过：“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当今时代，我们面临很多有关民族和人类命运的问题，史学应该走到前台来。（作者为南开大学荣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