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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不同的战后处理和战争认识
在二战中,苏联、中国、美国、英国、法国等都付出了各自的努力。其中,苏联和中国遭受损失最大。人口、财产损失巨大。德国和日本因战败也遭到毁灭性打击。
由于苏联和美国在二战后期贡献最大,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们在战后获得好处也最多。中国是一个弱国,战后虽然获得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但是发言权很小,除了收回台湾外,自己的领土主权还难以得到保障,固有领土钓鱼岛未能收回,与国家利益相关较多的琉球未能按照国际条约的规定实现联合国代管,反而由美国以“施政权”名义送给日本。这是极不合理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有关日本领土范围的规定并未得到严格落实。
战后对德国的处分和对日本的处分不完全一样。由于希特勒本人在苏军攻克柏林过程中自杀,德国旧的国家体系被瓦解,军事力量被彻底粉碎,纽伦堡审判最终有18个纳粹分子被判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其中11人被判处死刑。对德国来说,纽伦堡审判是同希特勒纳粹主义的过去划清界线的开始。德国学者沃尔夫冈?施文特克认为:纽伦堡审判“标志着一系列法庭审判的开始,并一直持续到距今不远的过去” (沃尔夫冈?施文特克:《充满争论的记忆——德国、日本战争体验与历史政策》,《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3期。)。德意志民族从此开始了对历史的反省。日本的情形与德国有所不同。1945年8月,除了还有128万军人在中国外,在日本本土和海外的军人超过百万,为了减少牺牲,美军未进入日本本土作战,日本本土除了遭到原子弹轰炸外,未受到沉重打击,军事力量还存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判处日本7名甲级战犯绞刑,16名甲级战犯无期徒刑。但是没有给犯有战争罪行的昭和天皇任何处分,还有甲级战犯嫌疑犯在战后当了首相。日本的投降是名义上的无条件投降,事实上的有条件投降。施文特克认为:东京审判“标志着对战争进行司法清理的结束”( 沃尔夫冈?施文特克:《充满争论的记忆——德国、日本战争体验与历史政策》,《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3期。)。美军占领日本,虽然对日本社会进行了一定改造,成立了“和平宪法”,但没有从根本上根除军国主义思想。所以,日本战后的政治家很少有人对日本的战争罪行进行深刻反省。今天德国人如果歌颂希特勒、纳粹是犯法行为;而日本人如果歌颂昭和天皇完全是合法行为。这就令亚洲国家人民担心日本可能复活军国主义。这就是战后对两个战争策源地不同处分的结果。欧洲战后国际关系较为和谐,亚洲则较为紧张,原因就在这里。德国和法国是两个世敌,两国对反法西斯战争形成了共同认识,两国关系得以和解,到今天成为欧盟的核心成员,对欧洲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战后日本社会不乏对战争、对侵略行为进行反省的群体和个人,一些学者的反省很深刻。但总体而言,日本这个民族缺乏反省精神。我们至今没有看到日本对战争的真诚反省。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是一个富于侵略性的民族,伴随着日本资本主义成长的是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成长。除了一些学者对日本军国主义、帝国主义行为有深刻批判外,政治活动家大多不愿意接触这个话题。德国人民在反省战争行为时可以说我不爱德意志这个民族,德国总统可以说我不爱德国这个国家。总统魏茨泽克在1985年纪念二战结束40周年时还说:“5月8日是解放之日,它把我们大家从纳粹独裁统治下解放了出来。” (《德国当代史学泰斗、国际历史学会前会长尤尔根?科卡对〈环球时报〉表示:日本须用认真反思换取国家信誉》,《环球时报》2015年7月9日。)这表明德国经历了反省战争历史的内心煎熬。日本不可能说这样的话,日本人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内心煎熬。
全世界都在纪念二战胜利。今年德国总理默克尔还在5月10日到莫斯科访问,到红场无名烈士墓祭奠。而日本只纪念8月15日的“终战日”,不纪念9月3日胜利日(虽然日本在9月2日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以往还有政治家在8月15日到靖国神社祭奠14名甲级战犯。日本政治家坚持如此,就是怀念、肯定、歌颂策划亚洲战争策源地的战争罪犯。他们的这种行为,当然导致了日本社会不愿意承认侵略战争,右翼人士认为承认侵略是“自虐史观”,不愿意与军国主义时代和军国主义精神划清界限。
德国人至今还在追诉纳粹分子,立法禁止歌颂纳粹行为。德国与法国还联手编写历史教科书,教育子孙后代,不要忘记希特勒德国的战争罪行。德国人这样做是对历史负责,子孙后代都要对历史负责。能够反省自己历史的民族,能够揭自己疮疤的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当德国总理向华沙犹太人纪念碑俯身下跪时,时人评论道,勃兰特跪下去,德意志站起来。这个评论是深刻的。
日本社会出现了“受害者”和“加害者”的概念。许多日本人愿意说自己是“受害者”。“在日本,受害者的角色比罪犯的认知要强大得多。”(沃尔夫冈?施文特克:《充满争论的记忆——德国、日本的战争体验与历史政策》,《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3期。)首相安倍晋三也强调日本是“受害者”,闭口不提自己首先是“加害者”。这是一个撇开了“侵略”原罪,只记住了“受害”的很奇怪的逻辑。他们记住了东京大轰炸、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却记不住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在华北的许多“万人坑”,也记不住袭击珍珠港。日本人是不大愿意到夏威夷去参观美国“亚利桑那”号军舰纪念堂的。东京大轰炸、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固然使日本人民受到了损害,但这是对战争策源地的惩罚。如果说损失,首先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带来的,是战争策划者带给普通人的损失,账要算到统治者身上。这种“受害者”的认识,在德国人身上是不容易出现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天皇裕仁的所谓“终战诏书”。第一,裕仁在诏书中解释所以对美英两国宣战,“实乃出于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宁”,发动战争是为了“帝国之自存”。但是,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帝国“自存”没有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自存”不能成为发动战争的借口;为了“东亚安宁”也不能成为发动战争的理由,东亚(主要指中国)虽受到欧美侵略,但八国联军之后,东亚相对是安宁的,正是由于日本的侵略破坏了安宁。坚持所谓“东亚安宁”,就是坚持“大东亚秩序”的陈词滥调。第二,又说“然交战已阅四载……战局仍未好转,世界大势于我不利。而敌新使用残虐之炸弹频伤无辜,其状之惨不可预测”。这里只承认1941年后与美英两国作战,所谓交战“已阅四载”,至于与中国的八年作战并未提及,显然不承认侵略中国。又指出原子弹爆炸“频伤无辜”,这是“受害者”心态的最早表示。第三,宣称“对于与帝国始终戮力同心致力于东亚解放之盟邦,朕惟有深表遗憾”。这里显然是再次坚持“东亚解放”的谬说。第四,要求今后“发扬国体之精粹”,所谓“国体之精粹”,实际上最核心的是要坚持作为“现人神”的天皇制度。 巴兹尔?利德尔?哈特曾正确地指出“日本政府通过无线电广播宣布愿意投降,只要天皇的君主地位得到尊重——关于这一点,7月26日的盟国波茨坦公告不详地一字未提。经过讨论,杜鲁门总统同意了这一条件,这是对‘无条件投降’的重要修改”。(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近代史》第12册,1041—1042页。)刘庭华也认为,“保留天皇制——日本有条件投降,成为战后日本重建右倾保守政治体制的政治基础和精神支柱”。(见《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统计》,第129页。)我们在这份“终战诏书”里看到了“大东亚秩序”“大东亚解放”“受害者”“发扬国体”和不承认侵略的种种说辞,就是今天主张自由主义史观的那些右翼人士所坚持的理由。天皇裕仁是日本右翼势力的总根子。
十多年前我到日本访问,老一代的日本学者告诉我,他们担心战后出生的这一代日本人,因为他们不愿意承担战争责任。安倍晋三等政治家正是战后出生的。如果这样的日本人出掌政柄,要他们承认侵略,对被侵略国人民道歉,改善与邻国关系,都是困难的。当然,他们要使日本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的愿望,也可能是难以达成的。
我们有理由提出疑问:不承认侵略,不向被侵略国道歉,却要到靖国神社祭奠发动战争的罪犯,却要立法修改“和平条约”,要建立派兵到世界各地的“安保体系”, 2015年7月16日,日本当局不顾超过50%的民意反对,强行在众议院通过了“新安保”法案。当天就有日本在野党批评所谓“新安保”法案是战争法案。这是要向当年的战争策源地进行忏悔呢,还是想要保存或者恢复战争策源地?
客观面对历史,正确认识历史,犯了再大的错误也可以新生,可以有机会拥抱光明的未来。在基本的历史事实面前遮遮掩掩,没有承认历史错误的雅意,还想掩盖错误,只能生活在未来的阴霾中。历史是无情的,不尊重历史的人将得不到历史的尊重。我深以为在日本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们要好好考虑这个问题。
二战后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局势。昔日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挥舞的反共旗帜,被美国接了过来。这就使得美国从意识形态出发,并不那么珍惜由一系列战时和战后国际会议和条约建立起来的战后国际格局。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中国、韩国、日本分别属于“冷战”的不同阵营,从而“免除了日本在占领结束后努力取得两个邻国谅解的外部压力”。 (法尔克?平厄尔:《德国的经验——以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3期。)还应该看到,美国多方面培植不认真反省战争罪行的日本,是今天亚洲局势紧张的基本因素之一。安倍晋三搞所谓“地球仪”外交或者意识形态外交,也只能是一个掩人耳目的幌子,其结果究竟对美国有利还是不利,还需要观察,还需要未来的历史发展来检验。
总结二战的历史教训,如何预防可能的战争策源地死灰复燃实属必要。国家不分大小,都有在世界上生存的权利。大国欺侮小国,大国灭亡小国,今天都不可行。地球只有一个,各个国家只有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能创造一个美好的地球,创造人类美好的未来。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唇齿相依,近代以前有长期友好的历史。日本如能像德国那样,建立了对侵略历史的正确认识,中日两国携手,和亚洲各国人民共创亚洲历史的未来,是可以期待的。
回顾二战的历史,回顾二战中日本作为战争策源地从兴起到灭亡的历史,是中日两国人民、亚洲各国人民认识这段历史的症结点。(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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