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不仅在古代举世闻名，而且在近现代史上也曾震撼过世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这里爆发了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西安事变。毛泽东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时局转换的枢纽”；叶剑英元帅1979年赋诗“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都高度评价了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的巨大历史作用。

　　事实上，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局部抗战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出现过3次高潮，也遭到了多次挫折和失败。第一次高潮包括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包括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的抗战，如马占山的江桥抗战，包括东北义勇军的抗战，以及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一·二八”淞沪抗战；第二次高潮包括榆关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抗战，也包括中共领导的多支抗日游击队（后发展为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的抗战；第三次高潮包括“一二·九”爱国运动、绥远抗战和全国援绥运动。但是，由于蒋介石国民党的误国政策，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的抗战、东北义勇军的抗战、“一·二八”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同盟军抗战等，都在取得了一定胜利后，或者得不到援助而失败，或者被凶残扼杀，或者被迫中途停止；国民党当局还与日方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如《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导致大量主权的丧失，并继之实行媚日外交。而日本欲壑难填，步步进逼。正是在这种危殆局势下，作为局部抗战阶段最后一个格外重大的历史事件，以抗日为最高旗帜的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就成为中国由国共内战转向合作御侮，由局部抗战转向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一大关键。

　　西安事变的结果究竟对谁有利？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说：“对于不熟悉中国政治的天真的西方观察家来说，这个结局似乎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在经过了10年的最激烈内战以后，红军和白军忽然携手合唱《友谊地久天长》。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红军变白了，白军变红了？谁都没有变。但是总得有人得了利，有人失了利？是的，中国得了利，日本失了利。”（《西行漫记》P392，三联书店1979年版）历史事实表明，西安事变的受益者不仅是中共和红军（在193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这一事变具有革命意义，它把我们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出来），而且也包括蒋介石和国民党。经过西安事变，蒋介石的威望提高了，统治权威和实力增强了，统治地盘扩大了，他成了举国一致拥戴的“领袖”。换言之，西安事变对于国共两党都是一种好的机遇。但这个机遇共产党抓住了，国民党却没有抓好。至于后来大陆政权的易手，是多种主、客观因素决定的，不应完全归之于西安事变。更确切地说，西安事变的真正受益者是整个中华民族，因为它结束了10年民族内耗，增强了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和全民族团结抗战，改写了中国历史。当然，西安事变的成功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如西北的“三位一体”瓦解；东北军东调后互不统属，离异的两个师和两个炮旅另立门户；十七路军总指挥部被撤销，离弃者一个师、一个旅、两个团，“已达兵力之半”；中共西路军两万余人为配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而贻误战机，在河西走廊损失了绝大部分；作为兵谏的两个主角，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都成了悲剧式的英雄。就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得失观之，这些代价固然令人十分惋惜，但却是值得的。也就是说，张、杨及其部队以自己的“失”，换来了全民族的“得”，以“小我”成全了“大我”。周恩来称赞张、杨是“千古功臣”和“千古不朽的人物”，这是一种中肯的历史性评价，毫无夸张和溢美的成分。（作者系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西北大学西安事变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