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一个善思的民族。自商周直至清代，虽有王朝更替，但国家没有亡、文化没有断。然而，近代以来，受欧风美雨的影响，我们似乎逐渐失去了自己文化的主导权、话语权，或照猫画虎式地“照着讲”，或承袭衣钵式地“接着讲”。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下，我们必须超越“照着讲”“接着讲”，理直气壮、自作主宰地“自己讲”“讲自己”。

　　“自己讲”首先要“讲自己”。“讲自己”是中华文化主体挺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标志，是中华文化觉醒、自信的表征。这个中华文化主体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主体，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地蕴涵中西古今人类精神反思的理论思维主体。“讲自己”就是我们讲自己的中华文化，而不是照着、接着西方文化讲。中西文化既有共相，也有殊相，不能以共相吃掉殊相，也不能以殊相否定共相，两者既冲突又融合，相对相关、不离不杂。“讲自己”就是中华文化自己讲述自己对时代精神核心话题的体认，讲述中华文化对每个时代所面临的错综复杂冲突的化解，讲述中华文化对每个时代所发生的危机的义理调节，讲述中华文化对安身立命、价值理想和精神家园的至诚追求。“讲自己”不仅设计了“自己讲”的性质、内容和价值指向，还明确了主体域文化思想创新和转化的职责。中华文化“自己讲”“讲自己”之所以可能，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基于中华文化价值系统历史觉醒的动能。每一次思想的突破创新、文化价值系统的自觉，都源于对时代冲突和危机的深刻洞察与体认，然后激发了从理论思维高度提出化解之道的自觉动能。东周时战争连绵、杀人盈野、社会无序，“协和万邦”的局面遭到破坏。孔子在对“礼崩乐坏”的反思中重塑价值理想、重构伦理道德、重建社会秩序，祈求社会和平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当下，世界已成为命运共同体，人类面临共同的冲突和危机，化解这些冲突和危机关系全人类的生命安全、社会发展。中华文化“尚和合”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作为化解各种冲突与危机之道再度勃兴，标志着中华文化的觉醒和自信，是温故创新的活水和根基，是中华文化一浪高过一浪的内生增长力。

　　基于中华文化价值系统开放包容的品质。开放才能“致广大而尽精微”，包容才能“极高明而道中庸”。因其开放，而能海纳百川，博收广采古今中外文化思想；因其包容，而能有容乃大，融汇转化古今中外文化思想。汉明帝时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正是由于中华文化具有开放包容的品质，儒释道三教才得以对话、交流、切磋，不仅产生了儒学化的佛教，也产生了佛学化的儒家。在佛教与中华文化价值系统会通融合中，特别是与占主导地位的儒学融合中，诞生了中华化的佛教，并传播到东南亚和世界各国。当今时代，中华文化以其开放包容的品质，吸收各国、各民族的思想文化，外为中用、西为中资，冲突融合、集成创新。开放包容是中华文化价值系统之所以不断创新的前提条件，之所以内涵更新、发展繁荣的生命力和驱动力，之所以“自己讲”“讲自己”的本真诉求。

　　基于中华文化价值系统唯变所适的特质。天地人三才之道瞬息千变，文化思想倏忽万状，历史时空的政治、经济、制度、环境也变动不居。唯有与时偕行，才能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中华文化价值系统具有唯变所适的特质，每个历史时期冲突和危机的产生与化解，都推动了中华文化创新。中华文化创新体现时代精神的精华，也赋予中华文化价值系统以新的生命力。中华文化价值系统的逻辑演化是系统的、有序的，其理论思维的创新和转化，都是对以往既定的、固化的逻辑体系、价值观念、思维方法的冲决，这种冲决使中华文化发展经历了先秦的元创期、秦汉的奠基期、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期、隋唐的深化期和宋元明清的造极期及当代的创新期。创新是中华文化的生命线，是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自己讲”“讲自己”的不竭动力。（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